对于浙江而言，已经到来的“十二五”，并不是一段可以高枕无忧的美好时光。
    一个新的五年刚刚开局，这片10.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成长烦恼——油、气、水、电，统统都不给力。不仅如此，这个春天，原本是用电淡季的浙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拉闸限电现象。一时间，资源、环境承载力捉襟见肘的窘况尽显。
    4月底，浙江省环保厅历时一年写就的《浙江省“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估报告》发布，在盘点了浙江目前拥有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后，报告得出的总体结论是，浙江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且深层次污染物影响日益突出。
    这无疑给改革模范生浙江出了一道棘手的考题：当“十二五”产业扩张的冲动交锋资源环境承载力，该怎样来探求彼此之间的平衡？如今，当GDP的高烧犹在，尽管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进行，这样的矛盾能否在短期之内得到缓和？前所未有地考验着主政者们的智慧和心力。

扩张样本

    温州雁荡山脚下、乐清湾边的蒲岐镇，一直以海鲜生猛而著称。而最近，它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因为轰动一时的钱云会事件。如今，关于事件本身的孰是孰非已经有了定论，但很多人也由此发现，在此背后的乐清土地之重。
    钱招文是当地一家汽车配件生产企业的老板，今年以来，困扰他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土地。因为要上马一个年产值十几亿的项目，钱招文希望能够在乐清的临港工业区拿到一块土地，但打到市里的报告能不能获批，他的心里并没有底。
    而事实上，和钱招文存有类似想法的当地老板不在少数。自从乐清湾临海产业建设拉开帷幕之后，深受乐清土地稀缺之苦的老板们就密切关注着它的动向。只不过，土地有限，需求巨大，这一“僧多粥少”的局面显然没法让所有的人满意。而按照现已出台的相关政策，除去一些基本条件之外，进入规划区的投资项目将优先考虑能源、石化、建材、粮食深加工等临港工业项目——这也是乐清湾目前重点发展的一些产业。
    “感觉现在发展的口味是越来越重。”钱招文说，2004年温州就开始实施“重型化”战略，希望改变宏观调控之后民资外游的境况，沿海产业带建设开始后，这样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等类似的字眼也开始频繁见诸于政府公文。
    导报记者了解到，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对这样的一些重化项目落户乐清湾表示过种种忧虑，但彼时，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的普遍看法是，如果在项目建设前期加强规划，充分发挥“后发”技术优势，吸收各方先进科技成果，结合资源和经济发展特点，就能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然而几年过去，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围绕着这个问题的担忧还是久久挥之不去。
    这其中，环境风险更是一再被提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告诉导报记者，重化尤其是石化产业多少都会给当地陆地、海洋环境增加压力，而项目背后产业链条上的中小企业增加、生产区人口增加、生产生活排放等也会让环境承载压力剧增。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重化产业扩张冲动在浙江已不是个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宁波。4月14日，来自该市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信息表明，目前宁波的重工业比重已经达到72.1%，和去年年底相比，又提高了3.3个百分点。

产业与环境的拉锯战

    上述学者表示，目前重化工业扩张之外，另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也开始隐现，那就是高耗能行业生产的反弹。这个春天，电荒、油荒的苗头逐渐在浙江各地蔓延——虽然还没有到用电旺季，但大部分地区电力供应形势已经比较紧张，各地汽柴油批零倒挂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不少民营加油站甚至面临停供之虞。
    一组数据可供佐证。导报记者了解到，今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3.7%，而化工、有色金属制造等高耗能产业的用电增幅高达20%。不仅折射出浙江经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之困，同样凸显出产业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尖锐矛盾。
    时至今日，如果说“十一五”时期浙江以年均增长7%的能源消耗支撑了年均11.%的经济增长实属不易，那么接下来的五年，与经济总量持续扩大相伴左右的则是更加紧迫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承载力不足困境。
    这一点，在新近发布的《浙江省“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估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报告中记者留意到，浙江未来五年的环境走势不容乐观。用地方面，每年的新增建设用地需求与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相比，缺口较大；按照现有的污染治理水平测算，减排空间也十分有限。具体到各个地市，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杭州灰霾天气频发，酸雨污染严重；宁波严重缺水；温州土壤重金属污染明显；绍兴水质较差，等等。
    “接下来一段时期，浙江资源环境压力将继续加大，若不加以重视，将威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长期致力于此研究的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植斌表示。
    那么，凸显的矛盾面前，又该如何探求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点？李植斌给出的答案是，“绝不能躺在库兹涅茨曲线上等拐点”。
    他告诉导报记者，作为经济学上的一个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的是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它假设无论污染多严重，生态环境都是可逆的、可恢复的，因而拐点总是存在的、可实现的。然而在浙江，生态环境承受力却经不起这样的假设。因为从以往的实践来看，这样的试错成本实在太过昂贵。

拒绝试错

    如今，假设把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比作天平的两端，以“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构建符合浙江实际的现代产业体系”来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已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尽管这其中关于“什么是现代产业体系”的看法依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于这个问题，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专家傅允生的看法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要结合浙江实际。
    “大项目投资中，有钢铁、汽车、化工等多个产业领域，但钢铁、化工等传统重化工业的投资，浙江尤其需要谨慎为之。”他告诉导报记者，钢铁、汽车、化工都是高能耗产业，而浙江无论是能源，还是土地，都不具备优势。审时度势，浙江建设大项目应该集中在两大领域：或者是选择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是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制造业。
    他认为，国家发改委新近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也为浙江提供了另一种参照。和五年前相比，该目录不仅在鼓励类中新增了新能源等14个门类，也更加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此外，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持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限制力度也变得更大。
    另一方面，节能减排也被视为解决产业和环境失衡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尽管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导报记者了解到，虽然浙江在“十一五”时期全面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下降20%的节能目标，但来自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资料表明，浙江省“十二五”的节能空间非常有限，其中之一的因素就是“产业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发生较大变化，结构节能贡献难以显现”。减排方面，浙江省环保厅也指出“十二五”期间浙江存在着三道关口：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总量约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工程减排空间越来越小以及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还需较长一个过程。
    庆幸的是，浙江从来不是一个惧怕困难的省份。尽管生态大考拒绝试错，但在浙江人看来，只要遵循科学发展之路，上升的旅途虽然艰难曲折，但到了山顶，放眼望去，也定将会是一派风光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