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

　　全球的发展目前都围绕着能源而展开。我主要是想讨论一下中国的风险，就是能源价格、需求以目前的这种方式走下去，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能源消费呈现两大特征

　　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能源硬堆起来的。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能源的依赖就更为密切。能源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因为需求在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常规能源的不可再生，供给往小的方面走，这样就造成价格不断走高。

　　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是稀缺问题。为什么会稀缺呢？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但是人口基数也很大，与这个人口基数相比，它的资源储备可能就比较小了。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在2020年之前基本会结束，我们讨论的是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在能源方面会遇到什么问题。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能源到底有多大的依赖？在工业化阶段，美国的G D P增长跟能源、电力增长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日本也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中国也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比较接近的。我们可以讨论很多问题，但是很难避开GDP增长与能源、电力需求增长相对应的比例。中国今后想低碳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很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至少呈现两大特征，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并且是刚性需求。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这是另外一个特征，这两个放在一起，碳排放增长就比较快，这是不可逆的。

　　另外一个是能源安全问题，能源需求增长快、量大，以煤为主，把这两个加在一起，中国就面临能源安全和低碳发展的问题。中国的能源安全以往指的是石油安全，对外依存度大概是55%，天然气进口在不断增大，目前进口的依存大概是13%，在10年之内，这个数据可能会增加到30%，甚至到40%。煤炭今年进口1.5亿吨，但是全球的每年产的煤很少，大致是9亿吨，动力煤仅有7亿吨。大幅度走高的国际能源价格对中国影响日益增强，依赖国外的能源越多，对中国的影响越大，大幅度波动的能源价格，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能源稀缺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相对国际市场的，相对中国的需求量，国际市场太小。一旦受到中国的冲击，能源价格往上走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今后的能源稀缺可能会导致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以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总量，应该寻找什么样的能源消费水平？像美国那样走，肯定是不行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能源稀缺将制约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节能的根本动力。

　　稀缺是指价格越来越高，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看到，是因为中国的很多能源价格是没有市场化的，它不跟市场走。能源稀缺是看不见的概念，即使暂时看不到价格的上涨，将来也一定会看到。

　　接下来是能源成本的政策杀伤力。能源成本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能源价格以及能源成本的提高是发展清洁能源的关键障碍，也就是说太阳能、风能在中国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成本越高，意味着价格越高，价格越高，消费者越不痛快，消费者越不痛快，改革越难。经济增长需要低价的能源支持，中国选择煤炭，是因为煤炭便宜，也就是说能源成本是减排的关键障碍，能源成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中国今后对石油的需求增长有多快？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人均消费很低，意味着会走高。另一个指标是汽车的数量，“十二五”期间每年大概有将近2000万辆汽车投入市场，这就需要大量的石油，有相当多的钱必须花出去。

　　倡导低碳引发国际博弈

　　低碳是全球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碳这个问题造成的影响是对所有人的，但是哪一个国家减碳，就是哪一个国家的成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哪个国家都不含糊，更关键的是，碳的成本还非常高，高到你不愿意去想。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比较积极地解决碳的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倡导低碳，在国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果，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它的另外一边就是污染，整个国际贸易从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的环境污染。经济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它是全球性的，在哪一个国家排放没有区别，但是由于产出跟能源效率的不同，以及能源结构的不同，在不同国家生产某一个产品的排放是有区别的。传统的在低收入国家生产，在高收入国家消费的国际贸易模式可能导致更多的碳排放。

　　今后如果人类以低碳的方式朝前走，低碳的考虑可能把全球经济以另外一种方式绑在一起。从本身的利益考虑，发达国家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理论上讲，如果你的能源结构跟它一样好，效率跟它一样高，排放跟它一样多，它买你的东西就没有问题，对它没有影响。但是如果你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跟它不一样，比它差的话，你生产某一个东西，你的排放就比它的排放多。也就是说你来生产，就比它自己生产的污染要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低碳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碳排放是全球性的影响，碳减排考虑将以贸易或非贸易手段，把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模式、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联系起来。以往美国的消费者考虑的是成本问题，很可能也是减少污染的问题，但是今后要考虑的可能就是碳排放对气候影响的问题，这就是在非常不同的层面来考虑问题。

　　如果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确定，低碳全球化的到来确定，低碳全球化的速度取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假定说我们确定碳与气候变化是正相关，而且一定是由于碳排放引起了气候变化，那么低碳的全球化一定会到来。

　　低碳到底有什么坏处？咱们讨论一下发达国家可能的做法。它的做法我们都想得到，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比较合作的做法，这又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承担责任，因为从现在的人均排放，或者从以往的历史排放来看，目前在上面飘的碳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排出来的。尽管说中国的增量非常大，但中国毕竟参与的时间比较短，中国的人均也很低。如果发达国家愿意承担责任，这就是要承担成本，通过技术和资金的援助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效率。但是这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否则发展中国家做不到。第二种合作的方式，从公平、人均排放来定义，或者讲效率，中国的减排成本比他们要低，从这两个角度推行全球性的碳交易。所以我特别倡导全球性的碳交易，一旦能够以一个比较公平的形式来确定碳排放的平衡点，一旦有一个比较规范的形式来确定它的交易机制，资金肯定是从发达国家往发展中国家走的，但这两种方式背后的利益很简单，就是发达国家得掏钱。发展中国家从某种意义上受益，这种受益可能是由于地球的环境更好而受益，或者是本国的环境更好。所以说合作的方式，我感觉有可能出现，但是比较困难，因为这意味着资金的流向是单向的。

　　另一种是对抗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可能是双向的流动，这种方式出现的可能非常大。第一种是通过贸易(碳关税)和其他非贸易手段(减少能源补贴)，迫使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那时候的贸易纠纷可能不需要以倾销的方式来出现，它只要强调你的碳排放比它高就足够了，而且你的产品碳排放永远比它高，因为你的电力结构是以煤为主，它的电力结构是以煤气为主。

　　第二种更可能出现的方式，就是发达国家目前想做的，利用资金与技术的优势，创造低碳技术与管理的制高点，然后在气候谈判中施加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借机向外输出“绿色、技术和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提高进入市场产品的环保标准，创造“绿色壁垒”。

　　中国未来节能难度加大

　　低碳全球化即将到来，我们看看贸易经济全球化和低碳经济全球化这两个问题到底哪个轻哪个重。贸易经济全球化是发展的问题，它可以使我们共同富裕。低碳经济的全球化可以上升为人类生存的问题，也就是说低碳的全球化比贸易的全球化来得更为迅猛一些，它站的高度会更高一些。今后的国际贸易纠纷将由于碳排放而更加复杂，贸易保护主义占上风。

　　如果低碳全球化比贸易全球化的分量更重要，那么低碳全球化如何影响贸易全球化？低碳全球化跟贸易全球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关系，低碳全球化做得越大，贸易全球化越小。如果从贸易的角度讲，某品牌矿泉水应该在中国生产，因为在中国的成本低。从低碳的角度讲，就应该在发达国家生产，因为它的排放少。低碳做得越大，这个东西就越可能在发达国家生产，而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低碳跟贸易的全球化是反向的关系。理论上的结果是各个国家的能源结构跟能源效率趋同，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要你想发展，就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要达到理论上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在能源效率跟能源结构上要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话，对消费者来说，能源成本是无法承担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国际贸易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换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一个贫穷的国家要进入发达国家的水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如果低碳会影响全球贸易的话，今后的低碳发展可能会通过影响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方向走会更为艰巨，更为困难。如果把这条路掐死，你就永远是低收入国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低碳的全球化是我们今后在整体博弈中应该想到的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低碳的全球化真的影响贸易的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现在中国为什么需要外贸？内需市场不够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特征。中国应该以比较快的速度完成从低收入往中等收入国家的转换，一旦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拥有了广阔的消费市场，那时候中国对外贸易的依赖就比较小。当然，没有低碳这个问题到来，讲究可持续无非是把工业化、城市化的时间延长几年。如果有低碳的威胁，中国是否需要把这个时间缩短，减少外界对中国的威胁？如果真的有这个必要的话，中国的很多政策、很多战略，包括目前提出的很多口号可能得重新思考。

　　节能减排是大家必须面临的比较现实的问题，咱们的节能减排目标离不开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我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减排，而是说中国的减排难度，以及现实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不是说政策没有作为，而是政策作为的空间不是很大。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四大约束：能源稀缺、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能源成本。能源成本对中国是很大的问题，电价调不动、油价调不动就体现出能源成本是很大问题。

　　节能减排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一种是行政。依靠市场通常是比较好的方式，但是见效没那么快。采取行政的手段见效快，关一座是一座，但是它有成本，它的社会成本通常比较大。

　　中国的低碳转型跟能源战略大致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保障能源安全，而不是大规模地发展风电、太阳能。进入“十二五”时期，关闭落后产能空间大大缩小，节能需要做更为精细的工作，包括提高能源效率、转变生产方式，实现难度更大，成本也更高。 

　　■ 嘉宾简介

　　林伯强，能源经济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曾经担任亚洲开发银行(ADB)主任能源经济学家，现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目前主要的研究和教学方向为能源经济学，编著《现代能源经济学》、《高级能源经济学》等教科书。除了能源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他还为大众写了大量有关能源问题与能源政策方面的专栏文章。他的专栏文章主要出现在《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和新浪财经等主流媒体。林伯强是新华社特聘经济分析师，美国A ES公司董事顾问会成员。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委托，他为中国“十二五”规划做了能源战略研究。

　　(农行金钥匙·南都公众论坛每周日上午9时40分在深圳市少儿图书馆举行活动，公众假期除外，活动免费，欢迎参加。本版文字为4月24日演讲稿，有删节，更多文字、视频请登录论坛官方网站gzlt.oeeee.com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