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来临时，寂寞摸到近前，幻听在耳边跟着生出，仿佛响起了久违的既脆且杂的鸟鸣；俯望不远处的浦江云雾，我不禁失神浮想北京的早晨，想起往昔笔耕通宵，起身推窗远望晨曦的那一瞬，檐下高高的槐树枝桠间，猛然冲出来的麻雀啁啾——欢快，热闹，密集。五年来时有传闻，说熟稔的老城拆后又建，在变得新异，好似压根儿未曾谋面。不过惦念中槐花和鸟雀依然，淡的清香还弥散在半空。但幻想的乐观，终因一纸飞鸿的抵达而告消逝——梁从诫先生寄来的话语，捎来的有他自己的忧虑，更有我对远方的失望。他说：“卡森将自己的这本著作起名为《寂静的春天》，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在自家的后院里听不到鸟鸣，是件会使人猛然吃惊的大事。可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中国城市居民，看什么年代曾在自家后院或附近听到过鸟鸣呢？对于中国人来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止是什么听不听见鸟叫，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半年多来，瞥见墨绿封皮的《寂静的春天》，我就想到梁从诫先生，和他起初犹疑着不肯作序的情形。拉切尔·卡森的书早成中文，也已有绿色政治家阿尔·戈尔长篇导言在先，梁先生觉得自己好像已无赘言必要——谁还不知道这部唤醒人类环保良知的杰作呢？正如戈尔所言，《寂静的春天》如同《汤姆叔叔的小屋》，都是改变历史的名著。斯陀夫人给美国南方蓄奴制度画上句号，卡森开启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屈辱时代已与黑人无关，可环保之路仍旧遥远，并且没有止境。如果没有卡森的调查和呼吁，贻害无穷的“滴滴涕“(DDT)也许永远不会从农田退出，保卫生态的热心人大概还没走到一起。可是环境意识普及之后，意想不到的尴尬仍难避免。戈尔说：“我们在国内禁绝了某些杀虫剂，但我们仍在生产并将其出口到其他国家。”在他看来，现存的社会发展制系，更类似“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以长远的悲剧的代价，换取眼前的利益”。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受害，其实也就是地球上每个地方的食物链都遭到破坏。可惜妇孺皆知之理，惟权贵马头是瞻的政客，还有贪欲无度的惟利是图者，大都装作懵然无知。也许这就是从诫先生虽然惶恐，但还是没有回绝我，最终出来说话的因由。

　　从诫先生的序言虽说直率简当，但读来却使人坐卧不宁。他感慨道：“本来，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1972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而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以致当时中国政府甚至考虑过是否派团出席。”他的同龄者自然会有印象，当年梦想之一曾是：从天安门城楼望下去，要处处都是烟囱。

　　在湿冷的季节，不大能看得到闹腾的雀儿；可日前一个老翻译家的谈话，却勾我记起那不朽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会远吗？我期望还会有春鸟歌唱，虽然不知道寒冬何时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