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光（暨南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向”

　　“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向”，王国光也对焚烧表示赞同。他指出，焚烧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的最好办法，可减量比例约80%，同时还可以发电。

　　不过，他也指出要做好包括焚烧厂在内处理设施的规划，“放在哪里市民都不高兴”。他指出，要注意提高垃圾处理技术，科学布局好垃圾处理设施，不要在人口密集的上风向的区域建设焚烧厂。

　　此外，他建议广州要调整现有的垃圾处理模式，目前的重中之重是强化分类，要长期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并且要从市民抓起，不要将垃圾分类全部押到最后一个环节，那样处理成本太大。

　　许振成（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广州没有‘垃圾围城’的资格”

　　“广州没有‘垃圾围城’的资格”，许振成几乎一语惊人。针对广州面临垃圾围城问题的说法，许振成却指出，广州的西边是佛山，东边是惠州，南边东莞，北边是生态保护区域，与北京、上海等在城市周边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不同，广州几乎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容纳日益增长的垃圾。

　　许振成认为，对于广州来说，要大规模处理垃圾，没有比焚烧更好的办法了。

　　而针对市民质疑目前计划建设的焚烧厂规模过大的问题，许振成解释说，目前广州的城市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人口在不断增长，垃圾的产生也会不断上升，垃圾处理设施只能按照最大量来规划，“而目前的问题不是设施过头了，而是太少了”。

　　此外，许振成认为，目前广州垃圾转运方面还有很多提升空间，建议实施“干湿分开运输”。

　　原效凯（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市政分院环保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分类宣传从妈妈抓起”

　　“分类宣传从妈妈抓起”，针对目前垃圾分类宣传困难的问题，原效凯一反常态提出如是建议。他认为，目前在家庭中，处理垃圾的人，既不是小孩，也不是爸爸，而是家庭主妇的妈妈，因此要改变以往“从娃娃抓起”的宣传方式，“从妈妈抓起”。

　　而对于垃圾处理设施附近居民的补偿，原效凯提出要学习台北、日本等地，改变以往征地一次性补偿的模式，而是采取“健康补偿”的方式，对设施所在周边居民提供长期补偿，包括修建休闲娱乐设施，让居民从中获益，从而减少设施建设的阻力。

　　李适宇（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落实到市民个人”

　　“责任要落实到市民个人”，针对目前垃圾分类推广不理想的状况，李适宇指出，目前广州对垃圾分类的责任只落实到了区（县级市），但是往下到街道、小区以及居民个人，就没有具体的责任要求，“居民个人的责任太轻了”。而在国外，像日本，法律规定政府、企业、个人对垃圾分类都负有责任。因此，他建议广州也要把责任落实到居民身上，因为市民就是垃圾制造者。

　　这个说法引起了陈建华的注意，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在国外也有电池“以旧换新”的做法，如果带着旧电池去买新电池，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优惠。

　　廖宗文（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新肥料研究室主任、教授）

　　“让填埋场‘死而复生’”

　　“让填埋场‘死而复生’”，廖宗文指出，在资源化利用方面，填埋场是值得尝试的对象，填埋的垃圾会产生大量的沼气，如果将这些沼气利用来发电，可以使填埋的垃圾体积减少50%，剩下的渣土还可以用来堆肥，这样原来已经封闭的填埋场，又有了空间，这样一来又可以利用了。

　　此外，他还表示，目前在源头减量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包括菜市场的废菜叶、河道中的水浮莲、酒楼的餐饮垃圾，这些原本可以用来堆肥，但是目前却占据了填埋场很大空间。　　●南方日报记者 黄少宏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