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至4月2日，全国人大环资委专题调研组在江西省就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进行调研。与此同时，全国人大还派出了另外3个调研组分赴安徽、广西、陕西对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进行调研。今年4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听取国务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专题汇报。

　　这意味着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将上升到国家层面，引起更大关注。江西省在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有许多创新实践，作为先行者，江西将面临什么机遇？

　　生态补偿实践效应凸显

　　作为“吃螃蟹者”，江西省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方面已进行了实践探索。建立了流域水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加大了地方公益林生态补偿力度，实施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出台了自然保护区建设奖励政策，完善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管理办法等。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3.1%，居全国第二；地表水监测断面达标率80.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0多个百分点；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鄱阳湖注入长江水质保持在Ⅲ类以上；11个设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五河”和东江源头保护区给予生态补偿。从2011年起，省财政每年出资1000万元设立省级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对省级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实施奖励。

　　——全省纳入国家、省级补偿范围的公益林面积达5100万亩，其中地方公益林1900万亩。江西省公益林补偿标准由最初每亩5元逐步提高到每亩15.5元，大大高于中央国有林补偿5元、集体林补偿10元的标准。今年，江西省补偿标准将提高到每亩17.5元，总投入8.9亿元，其中中央补助2.8亿元、省财政补助6.1亿元。

　　——2008年7月，《江西省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明确保证金可直接转为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资金。从2010年至去年底，省级以上发证矿山企业实缴保证金7.56亿元。自2009年起，江西省实施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012年安排中央补助资金9.16亿元，用于对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区）进行环境保护和民生改善。

　　生态环境不应成为免费午餐

　　上游的山青了、水秀了，但当地居民却因“无工不富”依然贫穷，这种“保了生态、饿了肚子”、“下游受益、上游牺牲”的环保困境，反映出生态保护者和生态受益者之间公平利益分配机制的缺乏。

　　以江西省为例，东江源地区为保护水源关闭了一大批企业，投入了大量生态和环保建设资金，丧失了许多发展机会，每年为下游地区提供了20余亿方优质淡水。为建设南方地区重要生态屏障和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江西省每年要投入数十亿元用于生态建设和生态补偿工作。作为欠发达省份，面对国家赋予的生态保护重任，资金筹措压力非常大，因此，江西省生态补偿的实施领域和范围受到局限，湿地保护生态补偿仍未真正启动，鄱阳湖滨湖保护区生态补偿资金尚未落实。

　　记者了解到，因为缺乏完善的政策法规和有力的资金保障。生态补偿存在利益分配机制不够科学、受益主体没有合理确定、生态保护标准难以制定等问题，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特别是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方式，因涉及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利益协调而未能落实，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缺乏公平。同时，国家在生态补偿上投入有限，生态公益林等补偿标准偏低。

　　“生态补偿”亟须法律护航

　　生态利益具有公益性，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利益再分配机制，受益者无偿或低成本占有生态利益、生态保护者付出却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矛盾将会出现。参加此次调研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邓辉建议，应尽快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省发改委负责人表示，应该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大幅提高生态补偿中央补助标准，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社会保障专项和产业发展资金，加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群众的保障力度。

　　省人大环资委有关人士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生态补偿法，将生态补偿的主要原则、基本框架及配套措施等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改变“我花钱植树种草、他免费乘凉享受”的不合理现象，使生态补偿从“道义要求”变为“制度约束”。

　　生态补偿“知易行难”，江西省的探索创新实践迈出了重要一步，无疑为国家建设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样本。

　　本报记者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