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朋友家所在的小区里所有的电梯间都换上了新的矿泉水广告，大意是：当所有的饮用水都污染后，幸运的是还有这种矿泉水存在。朋友说：你信不信？灌装水有可能成为中国又一个“支柱产业”！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但仔细一想，的确很可怕：去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与今年的太湖蓝藻大暴发事件过程中，不都是靠大量的工厂生产的灌装水供应，才对付过水荒的吗？相信这两次事件中，生产灌装水的厂商产值与利润都翻了多少番吧。而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继续任由地表水甚至表层地下水不断被污染，使得居民用水都困难，那么，对灌装水产业的需求就会不断增长。如此下去，这个产业还真有可能成为一个“巨无霸”产业，这一产业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肯定也会越来越高，那时，灌装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还真不是诳语。

　　顺着这一思路再想下去，如果我们任由环境恶化，不仅仅是灌装水产业，整个环保产业都有可能成为中国将来的支柱产业。难怪不久前一家德国专门从事环保产业的企业认为，中国将是他们下一步进行市场推广的重点地区。

　　但这样的“支柱产业”是我们希望的吗？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局面的呢？

　　恐怕还得从GDP说起。从经济学角度看，GDP的发明是一个好东西。尤其是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自然应该追求适当的经济增长率。但如果过分地追求GDP，那么事情就会走向反面。一位环境科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GDP本身就是一个不良“文化病毒”，正在全面影响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看，人类使用GDP或GN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手段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使用这一指标不过八十来年的历史，谁也不曾料到，GDP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一些地方最大的“意识形态”，左右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下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指标的最大片面性，就是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而如果从经济学角度对这一指标进行更详尽的分析，这种批评还嫌太轻了。因为在计算GDP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扣除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而且在以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中，还将本来是“成本”范畴的环境损失，在环境资源经过了生产过程后，间接地变成了经济增长中的增量部分即“产出”，而这就意味着，对环境的利用越多，GDP指标会越高；于是在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最重要指标的情形下，为了使GDP指标越高，势必促使我们更加无节制地使用环境资源。

　　岂止如此，GDP其实还存在多次重复将其环境代价间接计入“产出”或“利润”的问题。以灌装水产业与环保产业为例：当地表水与表层地下水被污染，人们对企业生产的灌装水的需求肯定会不断增加，这个行业产出与利润猛增，而这种产出与利润又计算在GDP中。环保产业的兴起，其实仅能部分弥补环境遭到破坏后人的生活的适意性的丧失，而对于巨大的环境资源破坏本身却几乎不起多少作用。但此行业的产出却越来越大，并计算入GDP之中。因此，环境破坏越严重，与环境相关的产业产出越大，GDP增长率也越高。由此，又形成了人对环境资源无节制使用的另一种刺激。人与环境之间，终于由和谐共处走向了不共戴天。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在四十年前，因为把铅加入石油中，因此石油的价格上涨；而现在，因为把石油中的铅去掉，石油价格再上涨。”美国著名作者罗伯特·奥宾曾这样论述一个只顾追求增长与利润的世界的荒谬。如果有一天灌装水与环保真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那也同样是够荒谬了！

　　在这里，我觉得还有必要再专门说一个灌装水产业。国际知名环保组织“蓝色星球运动”相关人士曾出具了一份题为《蓝金———向窃取世界水资源的公司宣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纷纷涉足灌装水制造业。他们一边制造工业污染，一边向居民推销灌装水；更为恶劣的是，这些公司用低价在非洲与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购买采水权，使得贫困人口更难以获得本来就很稀缺的洁净水。报告中援引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非洲某干旱小国，战乱中的死者尸体塞满了河道的上游。某个高地上有一个洁净的水源，难民们想到那里找些水喝，但这个水源却已被某跨国饮料巨头购买为其饮料水源供应地，并花钱专门雇佣了一个当地军阀部队把守着高地，禁止难民靠近。于是，饥渴难耐的难民们只能再度到充满了尸体腐臭味的河中取水，但因为饮用了被污染的河水，一种昏睡病很快在他们中流行开来，数以万计的难民在昏睡中死去……报告用诸多科学的数据与残酷的案例告诉人们：作为人类公共财产的珍贵淡水资源，正被跨国公司及大资本以及作为其买办或利益共同体的第三世界的政府与精英，以“水产权改革”的名义和“水的私有化与商品化”运动，据为己有；用水权的不平等正成为这个世界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另外一条越拉越大的鸿沟。

　　这恐怕才是“灌装水成为支柱产业”后最为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