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明日报》2007年7月5日报道：7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这次修订强化了违法排污者的民事责任和治理责任，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媒体连日有报道，如何治理水污染再度引发公众的关注。

　　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今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暴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暴发阶段。

　　有专家指出，我国现在进入水污染高度暴发期，原因是我们向大自然排放了太多的污染物，水体消纳不了，水污染由是而生。“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是一家环保组织，中心主任马军是《中国水危机》的作者，他认为，水污染治理，考验着政府的决心与智慧。

　　零散型小污染源需重视

　　记者这两年在全国采访了许多水污染治理设施。一个使人忧虑的现象是：小的、零散型的污染源有可能成为“污染新主流”。大型的污染源由于受到国家环保总局、各地环保局的严格监督和催促，治污设施上马得较快。而一些中小型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正好卡在“淘汰生死线”的企业，对污染的治理问题却一直在迟疑和观望。这时候，需要政府的策略。

　　河南省环保局局长王国平说：“造纸厂购置治污设施，一吨纸的成本要多花150元左右；如果不购置治污设施，一个日产百吨的小型造纸厂日均降低成本15000元。我们去处罚一次，最多罚款10万元，他们10天不到就挣回来了。因此，如果政府部门不以总量控制的措施进行产业调整，不对小企业实施关闭，高污染、高能耗的小企业不可能有治污的积极性。‘关小上大’，也有利于提升当地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关小上大”，还有一个针对零散排放的办法，就是把小企业集中起来联片治污。浙江温州作坊式的小电镀厂关了又开开了又关，一直无法根治，当地政府于是想出了建设集中式工业园区的办法，要求所有的小电镀企业都进园区，统一建设污水处理厂。温州市环保局长叶钢炼说：“有些企业担心进园区后管理上要求严格费

　　用也高，会降低竞争力。但我们认为企业的竞争力应当包括治污成本，只要分摊合理，消费者是会认同的。”

　　公众应成污染监督力量

　　有许多企业老是趁天黑、下雨、节假日进行偷排，这些情况下，社会的监督非常重要。全国环保系统都设有“12369”环保举报热线电话，但在许多地方，举报电话的效果并不理想。四川乐山市副市长黄若建认为，很多举报者害怕受被举报方打击报复，因此积极性不高。乐山市为此设计了“匿名有奖举报管理办法”：12369会给不愿意透露真实身份的举报者一个“序列号”，依靠这个序列号举报者可以获得举报相应的奖励，最高时能达到10000元。“我们盼望出现举报专业户。有了这些积极的眼睛帮助巡查和监护，人人都成为环保监察员，环境保护的力量就加强了。”

　　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2006年开发出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它们随时收集政府部门和媒体公布出来的污染企业信息，将其一一标注在地图上，向所有的公众开放。同时，它们还鼓励志愿者用全球定位系统对污染企业进行定位，拍照片、写实况，这些内容整理出来以后，“污染地图”都可以采用。

　　“污染地图”开放之后，许多企业坐不住了，找上门来要求撤掉他们的污染信息。中心主任马军说：“我们对企业要求改善公众形象的目的很理解，但是，要我们撤下来，它们必须有理由。比如，必须由当地的环保部门出具污染治理已经达标的报告，最好是由当地的民间环保组织代表公众作为第三方监督力量出这个报告。只要企业能够持有这样的公信力高的报告，我们当然会把企业的改良成果报告出来。因为企业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不是不支持企业，而是督促企业做得更加可持续和合理。同时，我们也向社会发出呼吁，不购买污染排放不达标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多购买环保做得好的企业的产品。”据了解，“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正在积极开发“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方法也与“水污染地图”类似。

　　探索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

　　据了解，我国的河流不是按照全流域来进行管理，而是按照政区图，“分配”到各个省市区。这就给大型的江河管理带来了诸多困难。2006年，七大水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就达7个。十多年来国家斥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但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

　　潘岳说，国家环保总局希望能从此次“流域限批”开始，探索一条能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

　　首先是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不顾区域、流域环境承载能力已逼近底线，盲目追求GDP增长，甚至牺牲国家利益和公众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由此可见，政绩观的改变单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那就是官员环保考核问责机制。环保总局将强烈建议监察等部门继续加大加重对区域流域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

　　其次是建立跨部门跨流域的统一综合治理机制。目前的流域水环境管理呈现“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局面，直接导致“责权利”的不统一。流域上下游水污染防治补偿机制也没有建立，上游地区不仅缺乏治污积极性，甚至通过流域的过度开发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根据流域整体性组织环保、水利、城建、林业、农业等部门开展联合监测和执法已经迫在眉睫。

　　建立公众参与的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同样重要。鉴于缺少足够的监察力量是企业非法排污“一查就关、一走就开”屡禁不止的主因之一，从此次“流域限批”开始，环保总局对责令停产整顿的污染企业将定期进行督察，对于通过环评审批的企业是否兑现环保承诺进行抽查评估。建立有效的环保后督察制度需要一支强大的环境监察力量，需要国家对环保执法评估机制的更大投入，也需要动员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作为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最有动力去监督各相关部门和企业是否履行了环境义务。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为公众监督提供平台。

　　同时有必要考虑建立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结合行政与市场的力量来遏制污染恶化趋势。环保总局将和银监会在近期出台绿色信贷政策，未执行环评审批和验收的项目，未按环保审批要求落实环保措施而被环保部门查处的企业将不能得到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以此为开端，环保总局将联合更多部门在近年内研究出台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财税等一系列新政策。 [光明日报记者 冯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