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厄尔尼诺，拉尼诺，低温灾害，太阳活动，禽流感，地震，甚至世界经济增长等等都连系在一起，统一考虑为“灾害群”，并认为有群发机制，这是科学创新，需要进一步研究。想否定它，要拿出科学依据，想证明它，也要拿出科学依据。

　　大量事实证明，近两年是灾害频发期，8.5级以上强震、飓风增强、严重低温冷害和禽流感集中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相关机制也存在于许多相关文献[3-15]。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呈报相关部门，对即将到来的灾害有所准备[2]。

　　5年前，魏松林指出，黑龙江省夏季温度存在30年左右的冷暖转换周期。在暖期中，出现厄尔尼诺的同时对黑龙江省发生夏季温度影响较弱，仅出现个别月份的阶段性低温（1987和1991年），不会造成全省大范围的持续性低温冷害；在冷期中，厄尔尼诺同期黑龙江省气温偏低或出现冷夏年[11]。这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厄尔尼诺年易发生低温冷害的统计是完全一致的，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1957、1972、1969和1976年发生了中国东北严重低温冷害年，1888-1890、1900、1918-1919、1957-1958、1968-1969、1977发生了全球流感爆发，两者有必然的相关关系。这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有大量文献作依据。

　　许靖华根据历史上的全球气候变化周期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全球小气候最适期人类社会繁荣发展而全球小冰期导致农业减产，饥荒和民族大迁移。他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有1200年的周期循环，与人类历史兴衰一一对应。古气候研究表明，近4000年以来于4个全球气候变冷时期，即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400年及公元16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这种准周期性与太阳活动周期性变化有关。全球温度变化影响了地区降水形式：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生产。历史记载表明，历史上民族大迁移是由于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而不是逃离战争，公元2和3世纪的日耳曼部落的大迁移就是一个例子[14]。

　　如果说农牧业原始经济制约于自然灾害，现代大工业生产似乎与气候变化无关，社会发展的自然周期曾一度受到质疑。最近的全球变暖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现代社会的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演越烈，资源、能源、环境和海平面上升，限制了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的短缺和争夺不可避免，冷战的阴云又布满世界的上空，军备竞赛持续升温。

　　香港大学学者章大卫及其同事称，未来的战争冲突可能将归咎于气候变化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生态资源短缺。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现代的战争原因是石油，未来战争的原因是淡水。许靖华的历史研究、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罗勇的“气候安全论”，表明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最新理解。如果科学无法理解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持强凌弱的战争就可能提前结束第5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时期[14-20]。

　　尽管气候变化是战争的一个激发因素，但历史教训会让人类认识到：理智协调国家间的利益，合理整合和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防止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灾难，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战争的威胁下，欧盟向气候开战的计划必定化为泡影；消除战争威胁后的人类共同利益才能为人类适应气候变化开辟真实可行的坦途[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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