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有时候的确很尴尬。它需要的是逻辑性，需要的是量化，不讲感情，只看重证据。而生态伤害，最难提供的就是数字化的证据。想来，这是生态伤害罪一直迟迟未见诸于人类法律中的原因之一。——冯永锋 (环保人士)

    2007年9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十二届“绿色中国”年度论坛上指出，我国的环境经济政府体系正在完善，环保统一战线正在构建。从“绿色信贷”等环境经济政策的相继出台不难看出，我国政府已经下了决心，要从源头上控制生态伤害的持续和放大。

    但是，有个关键环节仍旧没有推行，那就是“如何让环境伤害的肇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由于“环境公益诉讼”目前在中国无法开展，每一个具体的环境污染受害者，很难通过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各地的环保部门，也都哀叹部门权力太弱，以至于眼睁睁看着“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守法成本高”的现象泛滥而无可着力。

    因此，如果不明确地给予受伤害者以“诉讼权”，如果不允许环保“第三方”替“无告的自然界”代言和起诉生态伤害者，如果不设立“生态伤害罪”和“污染自然罪”，“环保统一战线”的建立，仍旧缺乏重要的一环。

    看一看现实就知道。前不久，四川的林业公安查处了一个杀害三只大熊猫的案子。大熊猫是全中国最熟悉的保护动物，因此，犯法的人当然会受到严惩。但是，如果是一家企业污染了一条河流，会受到什么处罚呢？似乎只有罚款，而且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最高只能罚20万元，一年只能罚一次。这显然缺乏威慑力。

    虽然森林法、水法等法律中也零星规定了对违法者的一些处罚办法，但这些法律大多从维护人权的角度着眼。一个河流污染了，不能谈河流的健康权利、不能谈鱼的生存权利、不能谈水的生命权利，只能谈两岸居民的饮水安全受到了威胁，只能谈两岸居民的家畜喝污水得了病。一座山被剃了头，不能谈天然林的权利，不能谈鸟类的权利，不能谈野猪、大象、蛇的权利，只能谈这些树被砍了之后，引发泥石流冲毁了道路。总之，一切都只能从人的角度着手，不能就生态谈生态。

    然而，污水弄病弄伤，首先是河流，是土地；刀斧砍除的，是树木，是青草；大火烧死的，是昆虫，是刚刚孵出的小蛇；被黑烟熏倒的，是飞鸟，是透明的天空。人类的受害，其实是发生在它们遭殃之后。

    因此，只有很明确地提出“生态伤害罪”，才可能去考虑如何把生态伤害进行量化考核的问题。可“生态伤害罪”提出难，除了“人权高于一切”、“人类比自然界重要”的观念外，最难就是如何“按罪量刑”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环保局收排污费时，其实是按“污染当量”来计算的。也就是说，排放出来的污染，本来就是可以计量的。既然可以计量，那么就可以进行折算，就像“标准煤”、卡路里一样，设立“标准污染量”就行了。这样，污染者既有了明确的伤害事实，又有了精确的当量计算，对违法者的处罚，也就很容易进行了。

    污染可能容易核算，那么像“破坏生态健康”、“生物多样性损伤”、“湿地功能退化”、“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些怎么计算呢？

    法律，有时候的确很尴尬。它需要的是逻辑性，需要的是量化，不讲感情，只看重证据。而生态伤害，最难提供的就是数字化的证据。想来，这是生态伤害罪一直迟迟未见诸于人类法律中的原因之一。

    那么就让我们想办法让它逻辑化起来。保护森林的相关法律法规中，肯定有规定偷砍一立方木头会获得什么样的处罚。那么即使无法从大生态的角度来与人进行讲理论法，那么我们就按小生态的方法来计量，砍多少方木头，或者砍了多少面积的树木，或者污染了多大体量的水面，这些总是可以计量的，不妨就拿这些容易计量的数据，去与生态破坏者到法庭上展开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