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一部令世界动容并引发思考的书在美国问世——《没有我们的世界》，它从假设的角度，对可能发生的人类这一种族的突然灭绝以及其后的世界演变作了大胆推断。作者艾伦·韦斯曼在书尾提出了结论性观点:人类要想作为当前生态系统的一分子留存下来,就要更多地注重保持生态平衡。其实,这样的观点我们并不陌生。多年前，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阿尔贝特·史怀哲在他“敬畏生命”的演说中就曾向这个物质的世界大声疾呼:一切生物(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

　　史怀哲不无悲哀地看到，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突飞猛进，物质财富以人类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创造并发展着，人类这艘快速行进中的航船，却因为缺少伦理精神的引导而偏离了航线：物质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认为拥有比其他生命更多的权利,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随之日趋恶化。物质至上观给文化带来的最普遍危害就是人的物化和被奴役,精神生活匮乏和人文意识淡薄……这一切令青年时代的史怀哲陷入苦思:当代文化是否还有不可或缺的伦理动能？它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沿着这一路径探寻下去，史怀泽看到，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的单极作用下，“人正失去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自由、思维、理性、价值、人道和精神,人类的文化理想不再能被清醒地思考和追求，而是在迫切的生存斗争中被扭曲；知识程式正在取代独立性的思维”。史怀泽为人类“思维着的花朵”失去思维而痛心不已。

　　作为拥有哲学、医学、神学等多个博士学位的公共知识分子, 史怀泽认为, 知识的价值所在和对社会的最大责任，是向人们展示更好的生活前景。知识分子可以是思想家，也可以是行动者。作为思想家，可用自己的思想之光，给正在路上艰难行走的人们增添信心；作为行动者，不是为行动而行动，而是要去践行自己的思想。

　　1905年，史怀哲决定放弃所有的事业和地位，用八年时间转而习医。1913年他以医学博士的身份携新婚妻子去了当时的法属赤道非洲的兰巴雷内(今加蓬共和国境内)，开始了终其一生服务非洲的生命历程。

　　在长达50年的行医经历中，史怀哲目睹了非洲人民艰苦的生存境遇，体验了生命的脆弱与顽强，开始反思传统的生命哲学和伦理思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作为战俘从非洲遣送回欧洲。黄昏时分，他看到夕阳下几只河马在自由击水的情景，这与惨烈的战争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的爆发，尤其是核武器的使用,致使无数鲜活的生命顷刻间灰飞烟灭。战争所暴露的人类伦理精神的危机,让史怀泽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用“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来捍卫所有生命的尊严，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然而,在灵肉分离的凡俗年代，更多的生命个体则陷入二元背离的尴尬处境：为了追赶潮流,物质主义的氛围和压迫越来越沉重，几乎压垮了存在的意义; 精神的高远、心境的辽阔，灵魂的安详，已然失去了本源的光采，颓变成生命的疑难。“平静地生活”已不再是个体守望的生命意向，全民逐鹿的财富意志只剩下了物质主义的滥觞。有人用“赤贫的精神”来诠释眼下的生存状态，似乎并不为过。

　　显然，生命意义的自决是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史怀哲选择了尊重一切生命，并将有限生命直接服务人类和无限自然，信仰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多彩与永恒；反之，当人的企盼只限于一己之利时，凡俗生命的卑俗就会与你如影随形，日渐衰败的肉身不再可能成为灵魂的栖息之所，反将变成它的限制。或许你也会感受快乐和满足于一时，但发达之后的孤寂，快乐之后的痛苦，满足之后的虚无将接踵而至, 难觅持久的平和与喜乐。

　　面对人世间不尽苦难的不尽追问，便是永恒之门的开启。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质疑使人的心智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博爱的理想和生命的和谐。

　　因此，史怀哲虽已辞世四十多年，仍是全球后继者们最尊敬、最仰慕的人。在世界各地, 以史怀哲命名的团体和组织在经年累月地开展环保、反战、动物保护和人道救助等工作。他的著作，在我国读者中同样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据不全统计，在“百度”和“谷歌”网站上，分别有34000和240000条相关信息。近年来，我国出版的数十种“生态伦理”著作中大多引证了史怀哲的观点。

　　史怀哲的生命实践，将我们引入一种由于敬畏生命伦理观而变得与比过去大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谋求人类与自然，与世界的和谐共处。它让思维的花朵重新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