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肯尼迪曾说，GDP包含一切，但不包含“我们创造的美丽诗歌，我国人民牢靠的婚姻关系，或是充满智性内涵的公众讨论。”而绿色GDP的推行，就是要把公众对于发展的感受纳入最终成果的评价，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学者研究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国家采纳，化为政策。《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主持者兼首席专家王金南也不例外，只是他更有心理准备。比起其它的研究来，环境问题因为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研究的成果更可能被束之高阁。

他曾说，“每一项环境政策的研究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做政策研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如果不被相关部门接纳的话，你的大量心血很可能就会付之东流。”

2007年7月23日，启动刚过3年，仅正式发布过一次报告的“绿色GDP”项目，已被“无限期推迟”发布报告。7月22日，在某研讨会上，“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证实了这一消息。“绿色GDP”项目2004年由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启动。2007年3月，该课题组有关人士表示，2005年的绿色GDP核算研究已在2006年年底完成并提交，污染损失和GDP扣减指数比2004年报告要更高。这份报告的最大突破点，是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统计表。但该报告的发布一直没有进展。

王金南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主持者兼首席专家。

尽管王金南在环境学术界早已声名显赫，但他为公众广泛认知，应该还是对绿色GDP的研究。

绿色GDP探索更具现实意义

2006年7月初，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对《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项目成果专家评审会。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院士和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对该项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专家组认为，项目提出的核算技术和方法体系基本科学合理，为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研究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在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核算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有了第一份报告的良好开端，正当大家翘首以盼第二份绿色GDP核算报告出炉时，却不意传来其夭折的消息。事后看来，第二份绿色GDP核算报告之所以不能公开发表，表面原因是两大机构——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对公布报告有分歧，后者以技术不成熟和国际上尚未有先例为由不主张公布，实际上是绿色GDP核算遭到了一些地方的反对。

一些省市在扣除环境成本后，恐怕经济增长为负数，在当前还是以GDP论英雄以及经济增长作为政绩导向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不喜欢绿色GDP核算是无疑的。王金南就透露，一些试点省市先后退出了试点。

但是，对绿色GDP核算这一新的核算方式，不仅有来自地方的阻扰，也有来自学界的质疑。一些专家就指出，在尚无国际经验的前提下，超前核算绿色GDP是否符合国情，核算所依赖的统计数据是否完善，核算方法和技术是否科学，如果不能回答这三个问题，绿色GDP核算方式的有效性和科学性确实要大打折扣。

对于这些质疑，王金南从理论基础、核算方法和实际应用等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进行了回应。

王金南认为，绿色GDP只是一种大众性提法，绿色GDP核算并不完全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目前核算出的绿色GDP，也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而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两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其实，人们对绿色GDP争议最大的地方，还在其核算技术与方法的科学性。按照绿色GDP技术组设计的核算体系，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实物量核算，即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生态破坏量等实物核算。二是价值量核算，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计算。由于价值量核算涉及资源环境的非市场价格问题，主观性较强，准确度难以把握，有学者认为价值量核算不具有意义。对此，王金南认为，只有进行价值量核算，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绿色GDP核算。因为只有把货币、成本型核算的结果，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合并起来，对传统的宏观经济总量进行调整，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代价。

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外，绿色GDP核算要真正让人们信服，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何。因为，作为一项新的核算制度，绿色GDP核算涉及到统计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领域。要准确反映资源环境的真实代价，就需要大量的多部门基础统计调查数据支持。然而我国在有关领域的基础统计数据还比较薄弱。

既然支持绿色GDP核算的数据还不够，以及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超前搞绿色GDP核算，会不会不符合中国实际？王金南认为，日益紧迫的资源环境危机，已使得绿色GDP核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能因为目前我们对传统国民经济核算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就不能开展绿色GDP核算。也不能因为国际上尚未有一个国家官方发布绿色GDP核算报告，我们就不能进行这方面的先行探索。

大学“不务正业”却“终成正果”

王金南之所以执着于绿色GDP、环境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研究，这与他的早期生活经历是有关的。他从小生活在山区，父亲曾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护林人。青山绿水的美景，使王金南对于环境很有好感，当年在填写高考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环境工程，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进入清华后，王金南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了。“在研究生期间，我比同班同学多修了一倍的学分，都是一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课程。由于时间有限，很多专业课我都没有认真听过，基本上是自学。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经济管理专业上。

除了专业课出勤率不高外，在睡觉前和同学“卧谈”的也都是与专业不沾边的东西，如宏观经济、世界政治、社会科学、历史哲学等。王金南说，当时并没有想过要从事金融等行业，去赚大钱，只是单纯地对这些非专业知识感兴趣，而且觉得只做单个工程或技术的作用有限，政策的影响要大得多。在本科和研究生时的“不务正业”最后却“终成正果”。环境科学本来就是一门文理兼备的综合科学，王金南说，有工程技术与经济管理的知识基础，他在进行环境经济、政策和规划研究时，感觉融会贯通、水到渠成，倒有一点“超能”的感觉。

目前，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上升以及各级政府、老百姓的重视，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地位正在上升，从而带动了环境经济、政策和规划的研究需求也在快速上升。在这一大背景下，近十多年来，王金南先后主持完成了近40个国家级环境科研项目，其中10多项成果居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4项成果获得了部级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有人说，现在环境经济的春天到了。”

 学者研究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国家采纳，化为政策。王金南也不例外，只是他更有心理准备。比起其他的研究来，环境问题因为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研究的成果更可能被束之高阁。

排污收费制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王金南从1991年开始负责研究“中国排污费水平及其影响预测”项目，主要是设计2000年污水排污费收费标准及其对工业和家庭的影响；1994年开始着手当时环境政策领域世界银行技术援助规模最大的“中国排污收费制度设计与实施研究”，作为课题组副组长，负责项目管理、总体方案设计等。在1999年，该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直到2003年，这项新的排污收费制度才在全国全面实施。

“其他环境政策情况也大都如此！”王金南说，他进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绿色GDP核算研究大概有七八年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从1998年开始在江苏镇江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两个城市试点，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刚刚建立，2004年的环境经济核算报告也正在等待相关政府部门的审定；生态补偿政策的研究始于2000年左右；环境税研究始于1996年，现在还没有进行试点实施。

当然，随着社会各方面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这种情况也正在改变。由王金南主持的“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研究”，不但获得了2005年唯一的“国家环境科学奖一等奖”，而且该规划纲要已通过广东省人大的审议并颁布实行，成为我国第一个带有法律强制性的地方环保规划。目前，深圳、中山和惠州等地市按照该规划已开始或者完成编制相应的地市规划，广东省环保“十一五”规划和其他一些区域性规划也以该规划为基础进行了编制。

这是令王金南感到欣慰的。他认为“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研究”的最大亮点是：把空间布局在环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规划提出了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三大战略任务。

其中，红线调控，就是要优化空间布局，把整个珠江三角洲划出约12％的陆域面积，这是不能“动”的，如果把这些地区“动”了，珠三角的自然生态系统、大气质量、水环境自然净化等都会遭到巨大破坏，而且难以恢复。

绿线提升，就是要发展循环经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清洁生产，从源头削减污染。

蓝线建设，就是要保障环境安全，在补环保欠账的同时预防新型环境问题，彻底改变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局面，重现碧水蓝天净土，把珠三角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群和生态城市群。

更让王金南高兴的是，珠江三角洲环保规划是第一个被省级人大批准的规划，具有法律效果，这就避免了做个规划当“门面”的形式主义。而现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的环保规划也都在按照这一模式做。

王金南还和他的同事一同提出了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规划的构想。就如何处理生态补偿关系，王金南也有独到的见解。

总之，为了中国的碧水蓝天，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王金南在环境政策和绿色GDP的研究上，仍将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大地杂志 文/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