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照片造假，《大庆晚报》道歉了，报纸总编辑辞职了，新闻照片合成者刘为强被解聘了。一段时间以来闹得沸反盈天的“刘羚羊”事件，似乎到此就这样过去了。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可是这样的结局让人并不感到轻松，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什么地方不对劲呢？激情被戏弄的愤怒？理想遭亵渎的幻灭？圣洁的无人区可可西里，为什么总是成为一些人的名利场？

　　已经很多年了，可可西里，这块儿美丽的热土总能产生一些麻烦事。早些时候，公众都熟知著名的民间反盗猎队伍——野牦牛队，那支颇有西部侠义之风的硬汉们，演绎了一出可歌可泣的壮剧。后来，人们却惊讶地发现，壮剧背后还有扯不清的人事纠缠。最后，八名野牦牛队队员因盗猎藏羚羊被捕，保护藏羚羊、捍卫可可西里的神话也到了尽头。

　　当时，很有一些曾进入可可西里的记者为之竭力辩护，以为只要目的正确，手段不妨少一些约束。他们公开承认在保护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阴影，但完全可以因为“纯粹的志愿精神”而忽略不计。事情弄得沸沸扬扬，很是热闹过一阵子。当然，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了保护的“正宗”。环保的归环保，法律的归法律，谁的孩子谁抱走。

　　我无意在此评说各方是非。事实上，因为人事、地域、民族、利益等等因素的缠绕，所谓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说得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可可西里”，每个人都不愿动摇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西部印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说，在当年的“盗猎藏羚羊事件”中，真正受伤害的，是可可西里、是藏羚羊，以及世人带有神化色彩的西部理想。

　　眼下涉嫌造假的新闻照片“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大概陷入了同样纠缠不清的怪圈。造假摄影师辩白，希望通过这样的合成照片“给藏羚羊一个机会”，言下之意，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依然可以不必细较手段；而质疑者则明确指出，公众需要的是真实的可可西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尤其需要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保护藏羚羊不需要造假。

　　在我看来，很多事情只要与所谓崇高的目标挂上关系，似乎就享有了某种路径上的豁免权，就不必顾忌法律、道德、常识的约束。这实在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试想，如果大家都不在乎规则，都不择手段地寻求捷径，最终必然会走向事情的反面，在集体的无序中消耗、纠缠，于事无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教训，可谓殷鉴不远。

　　那么，为什么大漠孤烟的可可西里，总是能够成为一些人的名利场？那些极善于奔跑的藏羚羊，为什么每每成为一些人的利用工具？我想，这里边的原因并不复杂。除了利益的纠缠这个共性原因之外，还因为可可西里具有大漠孤烟的西部无人区壮美景观，很能满足在世俗中奔波的人对于天高地阔的想象；而作为无人区最具灵性的活物藏羚羊，同样属于最能够唤醒人们爱心和仁慈的道具。至于说对善良的亵渎，自古而今，比比皆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特别是，在一个人们生活呈现普遍平庸的状态下，像可可西里、藏羚羊等等字眼，更是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在此情境下，只要稍加“拨弄”，很容易弄出一些响动来。这实在是一种对于“纯粹的志愿精神”的亵渎，也是对于命运堪忧的藏羚羊的冒犯。以保护之名，行名利之实；理想幻灭了，职业道德践踏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种“双输”的结果。

　　该道歉的道歉了，该辞职的辞职了，该解聘的解聘了。剩下来的只有受伤的可可西里、受伤的藏羚羊，孤独地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会再来的下一次伤害。(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