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世界上不少经济学家、科学家和能源政策专家对目前控制全球变暖所采取措施的效果产生怀疑，认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设限这一方式效果不明显，而且为时太晚。也有专家认为，技术政策而不是排放政策应占主导地位。为使读者及时了解这方面的动态，我们特摘译两篇相关的报道。　　

　　技术政策应占主导地位

　　即使挥霍性的能源消耗得以削减，我们当前的技术仍无法同时支持二氧化碳的减排和全球经济的增长。

　　过去几年里，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期敦促能源用户奉行节俭或是改用无污染的技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领导人——去年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科学家们——一直强调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应对办法。但是近来有数据表明：全球排放量意外地出现了上升，而能效却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科学家和研究能源政策的学者指出，不管对温室气体排放量设限这一方式能带来何种益处，效果都过于微弱，而且为时过晚。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负责人、经济学家杰弗里·D·萨克斯在《科学美国人》上撰文，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这一症结：“即使挥霍性的能源消耗得以削减，我们当前的技术仍无法同时支持二氧化碳的减排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如果我们试图在没有开发出一系列全新技术的情况下限制排放量，最终将会抑制经济增长的势头，包括关系到数十亿人的发展前景。”

　　萨克斯等人声称，目前需要的是开发完全先进的低碳技术。他们认为，只有政府下定决心，大幅增加研发支出，这一目标才能实现。例如，效仿曼哈顿计划。

　　他们认为，在未来数十年内，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向以汽车和电力消费为特征的现代化世界挺进，它们将相继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因此抓紧时间是关键。

　　一些关注经济、政治和气候科学的研究人员前些时候也在《自然》杂志上主张，占首要地位的是技术政策，而并非排放政策。

　　包括科罗拉多大学的政治学家罗杰·A·皮尔克、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气候学家汤姆·威格利以及麦吉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格林等在内的作者写道：“技术创新是必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是政策应在多大程度上直接着眼于激励这样的创新？”

　　主张通过条约和立法来限制排放的人士则表示，对于限制办法还是不该掉以轻心。波士顿大学的阿迪尔·纳吉姆是强调限制排放重要性的一位专家。他希望，这场方兴未艾的争论不应转移人们的视线，以至于放弃眼下抑制排放的努力。

　　“利用现有的技术，还可以做大量的工作。”政府间专门委员会撰写政策选项报告的作者之一纳吉姆教授说，“这对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固然是不够的，但它将带来一个意义非凡和必不可少的重大变化。”

　　另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排放量近来出现的上升势头——特别是在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里，因此政府必须积极推动技术进步，而不是等待市场迫使排放量下降。

　　萨克斯列举了若干项大有可为的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和埋存、插入式混合动力车和太阳能发电。“每一项技术需要诸多因素的综合才可望成功：更注重实用的科学研究、管理上的重大变革、与此相应的基础设施、公众的接受度以及早期的高额成本投资。”他说，“这些关键之点，无论缺失一个还是多个，都有可能使上述技术毁于一旦。”

　　他认为，总的来说，需要对“能源技术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从财力上“为研究、开发和示范项目提供大规模的公共资助。”

　　低碳新技术是关键

　　如果竭力抑制排放而又没有一整套新颖的技术，我们最终将会抑制以致扼杀经济增长的势头，包括关系到数十亿人的发展前景。关键是新的低碳技术，而不仅仅是能源效率。

　　每一项低排放技术都需要诸多因素的综合才可望成功。

　　如果我们希望有机会将碳排放量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避免巨大而潜在地具有毁灭性的全球成本，那么，美国、欧洲和日本就必须尽快着手所有这些技术创新。最迟到2010年，以煤为原料、采取碳捕集和埋存技术的示范性工厂应在中国、印度、欧洲和美国取得突破；富裕国家应资助与撒哈拉沙漠接壤的国家建造聚光太阳能发电厂；享受高津贴的插入式混合动力车应源源不断地问世。

　　技术政策构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即使挥霍性的能源消耗得以削减，我们当前的技术仍无法同时支持二氧化碳的减排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如果竭力抑制排放而又没有一整套新颖的技术，我们最终将会抑制以致扼杀经济增长的势头，包括关系到数十亿人的发展前景。关键是新的低碳技术，而不仅仅是能源效率。

　　经济学家在言谈之间经常流露着这样的语气：仿佛只要通过可交易的许可或征收碳税，给碳定一个价格，就足以使排放量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趋于减少。事实并非如此。欧洲的碳交易系统，不管是否导致适度的减排，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引发大规模研究的能耐，也没有开发、示范和部署具有突破性的技术。该交易系统充其量只是很有限地影响对煤与天然气厂的选择，或者说促成人们对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稍许频繁些的采纳，但这不会导致对能源系统进行必要而彻底的全面改革。

　　所以，我们需要的远不是给碳定一个价格。姑且来考察一下三种潜在的低排放技术：碳捕集和埋存（CCS）、插入式混合动力车和聚光太阳能发电。这每一项技术都需要诸多因素的综合才可望成功：更注重实用的科学研究、管理上的重大变革、与此相应的基础设施、公众的接受度等。这些关键之点，无论缺失一个还是多个，都有可能使上述技术的效果全然丧失。

　　以碳捕集和埋存为例，这项技术就取决于发电厂以低成本捕集二氧化碳，通过管道进行远距离输送，再将其安全、可靠而持久地埋存于地下的能力。所有这些要素在部署之际是密不可分的，但又各自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新型的火力发电厂，碳捕集是大有前途的，但其成本和可靠性尚有待论证。一个由二氧化碳管道所组成的巨大的新网络，存在环境和产权方面的障碍，需要从管理和政策上给予扶持。对二氧化碳进行大规模的地质埋存也必须给予论证，认真监督，从环境上进行调整。早期的示范项目，其成本很可能比后续项目高出许多倍，而且几乎肯定需要一些公共资助。美国政府至今未能使一个示范性的碳捕集和埋存发电厂取得进展，私营企业提出的各种倡议眼下也都被束之高阁，其原因在于缺乏公共扶持和财政资助。

　　插入式混合动力车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除了高压电力网需要额外的投资以外，基本问题依然围绕着安全、可靠性和动力车所需的蓄电池的耐用性。初始的模型可能成本较高，不那么便利好用，性能也不稳定。太阳能发电就是利用沙漠地带使水煮沸的聚光太阳辐射来进行蒸汽轮机发电，它也有一大堆亟需解决的问题。科学挑战包括能源在夜间的贮藏，而管理和资金障碍则包括安装新的高压直流传输网，以便将能源从沙漠长途运送到其他地区。

　　当我们在考虑富裕国家所开发的低排放技术急需为贫穷国家所采纳的时候，问题甚至变得更为复杂。专利保护在促进创新的同时，可能放慢这些技术在低收入国家的传播，除非采取补偿措施。如同医药的情况一样，专利保护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促进创新，却放慢让贫困者分享的进程。我们将需要为研究、开发和示范项目提供大规模的公共资助；采取加快向贫困国家传播的知识产权政策；以及促进公众辩论和对新选项的接受。

　　像中国和印度那样以煤为原料发展经济的国家，在了解碳捕集和埋存是否真的奏效以前，是难以赞同严格的排放目标的。如果不了解哪一种低成本技术将会实际奏效，成本又如何，那么，我们也难以给汽车等重点工业设定极具约束性的排放目标。

　　如果我们希望有机会将碳排放量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避免巨大而潜在地具有毁灭性的全球成本，那么，美国、欧洲和日本就必须尽快着手所有这些技术创新。最迟到2010年，以煤为原料、采取碳捕集和埋存技术的示范性工厂应在中国、印度、欧洲和美国取得突破；富裕国家应资助与撒哈拉沙漠接壤的国家建造聚光太阳能发电厂；享受高津贴的插入式混合动力车应源源不断地问世。只有采取这些步骤，我们才能在真正的变革路上做到高瞻远瞩。(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