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到浊，从生到死。汾河，这条山西的母亲河，在山西人的眼中有着怎样的变迁？

　　７０岁的张名老人说起父亲与汾河的一段生死渊源。１９３７年１１月间，日本人进攻太原城，张名的父亲当时是阎锡山官邸的文书，强敌来临，只能连夜渡过汾河逃难。在熟悉地形的当地人带领下，一行人涉水前行，虽然此时是枯水期，走的也是汾河最浅处，但也几次险些被淹。走走游游，经过大半夜才渡过汾河，算是捡了一条命。

　　同样是老辈人，从小生活在汾河边的王龙老人回忆说，１９３７年以前，每当春秋季节，从汾河发源地宁武管涔山上砍下的木头会运到山下的东寨镇，扎成木排，然后沿着汾河顺流而下运到太原。“可想当时的水量有多大。”

　　张名是上世纪５０年代来到太原的。他说，那时的汾河水很大，上面只有一座日本人修建的水泥桥，很多时候两岸人货往来都要靠渡船摆渡。而且直到６０年代，汾河的水都很清，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到汾河边上游泳，因为有暗流，每年都会淹死人。

　　不过，总的趋势看，汾河的水量越来越少。

　　６０年代出生的太原市民张榕记得，７０年代的时候汾河河床很宽，只在中间有一点涓涓细流，两边则是荒草丛生。还有一些地方，则被当地的农民开发成了田地，种上了庄稼。

　　８０年代末，作家麦天枢的一部报告文学《惋汾河》在《中国青年报》与《山西文学》发表，说了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汾河已经死了。”

　　这时张榕刚刚成家，婆家就在汾河边上。“气味不好，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蚊虫特别多，水也臭。”不过，她也记得自己和儿子一起在汾河滩上玩泥沙的日子，“水没有了，只剩下了大片干涸的泥滩。”

　　７０年代出生的李林对汾河的印象并不深。“从记事起，那里就是一条臭水沟了。”不过，他还是记得汾河沿岸那些泉水们的死去。上小学的时候，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去晋祠公园春游。晋祠最有名的是泉水。“最早的时候，老师们只让我们远远地看看那些泉水，不让我们靠近。因为水量很大，也很深，老师们担心我们被水冲跑了。可是后来，晋祠的水越来越少，到上中学的时候，水只能淹到小腿了。再后来，突然有一天新闻里说，晋祠难老泉的水干涸了。难老泉，顾名思义，那是不老之泉呀，可居然也干了。据说，很长一段时间，为了景观需要，难老泉只能靠人工调自来水充数。”

　　在太原市晋源区，除了依旧闻名的晋祠，过去同样闻名的还有这里的大米。李林回忆说，这里的农民依靠晋祠的泉水灌溉，种出来的大米味道特别香，很长时间里，晋祠大米的品牌非常有名。可是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晋祠没水了，农民们不得不靠汾河上游的污水净化后来灌溉，从此人们都说晋祠大米不能吃了。

　　但在９０年代末出生的王扬眼中，汾河显然有所不同。在一篇作文中，他这样写道：汾河公园的湖面上碧波荡漾，喷泉四射，小舟畅游。湖心绿洲上翠柳依依，两岸带状公园绿草芳香，小径蜿蜒，沿河走去，“晋汾古韵”、“梨园含音”、“五环生辉”、“汾河晚渡”四个主题广场和七个景点向人们描述着汾河边那古老动人的故事。

　　虽然很美，但他笔下的汾河，已经被他叫做湖。王扬的家就在离汾河公园不远的高层公寓，从阳台上就能远眺到汾河公园的美景。年纪尚幼的他认为，这片需要不断靠上游水库救济才能保持清澈的死水，就是那条叫做汾河的大河。

　　对今年山西省提出的力争两年再现汾河美景，太原市民们都表示了期盼。不过，一位环保人士对记者回忆说，１９９８年，山西省也曾经掀起过一次大的汾河整治行动，当时省里提出建设四大工程，其中就包括“治理母亲河”。时任省委书记胡富国带领省五大班子领导、全体常委、沿汾河市县党政一把手１００多人，从汾河源头一直走到黄河入口，走了十几天，一路现场办公，在当年那是少有的为环保造势的行动。从疏浚河道到沿岸治污造林，提出了一套全方位的治理方案。可惜，后来领导层变动，这项工程也就停顿下来。他很痛心地说，如果当年的措施能持续到现在，汾河肯定会好得多。不过，他也承认，近两年来，山西省在环保方面成效突显，大气治理有了众望所归的好转。“很明显，只要政府重视，下大力，环境就能有很大改善。”但他也很担心，“水的治理较之大气更为艰难，山西要拯救母亲河，真的需要舍得付出最大的代价。”（记者 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