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虽已落下帷幕，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沙祖康言犹在耳，媒体和专家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的讨论仍热度不减。

　　会议闭幕时发布的联合公报，明确提出“要加强节能、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清洁汽车、碳捕集和封存等低碳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提高减缓气候变化的科技能力”。

　　从黑色到绿色，从高碳到低碳，一个以高效、洁净、低碳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已悄然向我们走来。

　　———现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2005年占世界总量的18.7%，有人预计，今年我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

　　虽然如此，“我国当前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高，下降速度快，仍具有减排潜力。”长期从事低碳技术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告诉记者，“我国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以上，年下降率超过4%，下降之快为世界罕见。”

　　但是，何建坤也表示，虽然我国未来减缓二氧化碳排放会取得显著成效，但全球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目标令形势不容乐观。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由于未来GDP的较快增长，到2020年，仍将比2005年上升60%左右。

　　———观念———减排不能仅靠技术唱“独角戏”

　　“中国生产了100亿双鞋，出口达到70多亿，相当于给世界每人造了一双半的鞋，那么在这种制造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究竟应该算在谁的头上？”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们分析节能潜力，不能单纯从单位GDP能耗来考虑，更取决于经济结构的组成。美国工业只占GDP的30%，而中国工业占到70%，大量低附加值的制造产业致使我们成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周大地说。

　　与周大地的观点不谋而合，何建坤认为，我国GDP能源强度高，在于能源转换、利用效率低，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过大，产品增加值率低；而单位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高，也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所决定。2005年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68.7%，非化石能源只占7.3%；而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煤炭比重仅为21%，非化石能源比重则达15%。

　　“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进程有可能演变为制约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世界将不再具备沿袭发达国家以高能源和资源消费为支撑的现代化道路的国际环境，我国必须探索低碳经济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这在世界大国的发展史上尚无先例。”何建坤说。

　　低碳经济是一个在国际和国内都比较新的提法。低碳经济的基础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要求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减少碳排放，其实已不单纯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何建坤认为，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不仅仅限于技术层面，它还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消费模式，全面权衡和把握减缓、适应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才是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气候双重目标的基本途径。

　　———趋势———低碳技术涉及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一场大战，那么能源则是主战场。”沙祖康援引国际能源机构的估计说，从目前到2030年，世界能源基础设施的新投资，将超出2万亿美元。他呼吁，应尽早起步，改变能源投资方向，转向清洁能源，并确保投资不断。

　　世界未来将选择什么样的能源技术？虽然答案不一，但各国一般会将技术成熟度、经济性、能源安全和温室气体排放四个维度作为考量的标准。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能源与污染项目主任JonathanPershing认为，通过分析，采取低碳技术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都会产生正效益。

　　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我国能源基础设施快速增长的形势，为低碳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何建坤认为，由于气候变化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主题之一，因此，低碳技术的发展涉及国家未来的核心竞争能力。

　　有专家预言，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

　　“未来经济竞争很可能是低碳的竞争，如果谁能超前作出部署就能在未来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表示。

　　———瓶颈———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低碳技术对未来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低碳技术发展速度不亚于发达国家。”何建坤说。

　　专家表示，我国低碳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正在快速提高，一大批成熟的低碳技术正在电力、冶金、建材、制造、石油化工等行业得到推广和应用，新的更有效的低碳技术正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研发出来并产业化应用。

　　科技部在相关科技计划中对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低碳前沿技术已进行了部署并加大投入。

　　“但是，我国低碳技术领域能源生产和利用、工业生产等领域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开发能力和关键设备制造能力差，产业体系薄弱，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何建坤说，我国在核能、煤气化等领域还是难以摆脱引进核心技术的尴尬。

　　———对策———尽快开展实质性的技术合作和转让

　　谈到我国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战略和对策，何建坤建议，政府应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规划相结合，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对策和政策体系的建设和实施；实施并适时更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加强低碳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提高自主技术的创新能力。

　　他还特别强调，我国应积极参加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进行双边、多边的技术合作与技术研发，推进《公约》框架下的技术转让；加大低碳能源技术和重大成套设备的引进与吸收；参与并促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建设。

　　“让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有关技术，且能用有所成。”这是沙祖康在本次论坛上敦促发达国家转让减排技术时特别强调的。

　　“但是，发达国家的许多低碳技术掌握在企业手里，因为涉及到知识产权、商业利益等诸多原因，对我国能源领域的技术转让至今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何建坤表示，发达国家必须政府主导，利用税收、金融等杠杆等方式，通过技术转让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规划———

　　低碳能源技术发展应因地制宜、综合利用

　　我国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水能、石油、天然气、核能等多种资源，何建坤认为，低碳能源技术发展规划应以区域不同有所差别，因地制宜，综合利用。

　　他具体分析说，当前，除了大力发展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外，应加快发展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同时，风能、水电也将快速发展。生物质能不会马上显示规模效益，如果纤维素合成技术没有突破，那么生物柴油和生物制乙醇等因受资源限制，只能解决小规模液体能源短缺问题。太阳能在中国家庭热水器应用方面推广很快，但离规模发电之路还比较漫长。至于二氧化碳捕捉和埋存技术，由于成本较高，要到数十年后才会得到广泛应用。

　　去年9月，我国发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达到15%左右。

　　何建坤表示，我国应该争取10-15年期间内，尽快掌握核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和液化等减排核心技术，形成超常规、大规模产业化的体制和机制。

　　“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于4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依靠科学技术应对气候变化。论坛设置了“气候变化重大科学问题”、“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政策”、“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重大技术及国际科技合作”、“资金与市场机制”5个分论坛，从技术、方法、政策方面全方位地探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途径。会议探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机制，寻找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途径,研讨促进技术研发和转让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机制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资金保障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