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新

　　3月18日，北京，风沙漫天。

　　布莱尔又来了，带着“打破僵局，应对气候变化”的倡议。2007年6月后，自英国首相“下课”的他像“巡演明星”般多次来华，但这次他依旧温文尔雅，向听众讲述他的环保理念。

　　4天前，在日本东京20国集团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上，他再次期望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得到对气候变化问题起关键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包括中国和印度。

　　这是布莱尔在环保方面做出的最近一次努力。他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布莱尔便是积极倡导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军人物。四年前，布莱尔发起成立了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去年又在《全球降温》短片中饰演一位未来世界的国家领导人，这一角色意味深长。

　　卸任后的布莱尔，往来于世界主要领导人之间，试图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中，为“破解环保僵局”的理想寻找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与之类似，大洋彼岸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2007年因对环保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些大国领导人卸任后投身环保事业，无论其动机如何，他们所拥有的人脉资源和影响力客观上为环保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想象。

　　3月18日，布莱尔接受了包括本报在内的媒体采访，展示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

　　在布莱尔看来，虽然当前的环境恶化问题面临多重困局，然而这未必不是一场机会，可以借此发展新兴能源，以此实现对产业革命后延续多年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然，这是他的远大理想。“让我们开始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吧。”他表示。

　　分担公平义务

　　《21世纪》：布莱尔先生，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过多碳排放时，你认为哪些问题是最急迫且要被优先关注的？

　　布莱尔：首要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正确的政策，推动技术升级。第二，我们要达成一个共同协议，来确保这些技术转让，比如说转移到中国或印度等新兴国家过程中，能得到一定的金融支持。第三，要确保把不同的技术创新，跟已有的技术成果结合。

　　这是需要多方协调的一项工作，单独任何一个国家都实现不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协议。

　　《21世纪》：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处的环境和期望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你也提出，希望达成大家共同认可的机制。你有这个机制的大致设想么？

　　布莱尔：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需要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因为不同国家都为推进减排做出了努力。

　　当然，新兴经济体发展经济的内在需求带来了更多碳排放，作为工业化国家，应该考虑如何帮助新兴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并保证可持续性增长。

　　另外，中国等新兴国家也需要采取措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长期看，他们会从这些措施中受益。作为发达国家，要通过承担减排义务来减缓气候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义务。我们要把它结合在一起，来实现公平机制。我们需要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尤其是西方国家。

　　《21世纪》：中国近来提出，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你怎么看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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