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

　　《京都议定书》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为发达国家设置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控义务。

　　但在曼谷谈判中，日本却提出用“行业方法”取代《京都议定书》确立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方式。日方坚持，不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要在指定行业中设定“能效目标”，称这将保护竞争，也使日本这样能效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得到回报。它的实质就在于，用全球性的行业指标，混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把本应由发达国家承担的减排义务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身上。

　　转嫁义务，自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印度代表团成员普罗迪普托•古什明确指出，日本的建议是“巨大的保护主义大骗局”。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七十七国集团拒绝将其纳入工作计划中。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司长苏伟表示，这种逆潮流的做法显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推卸“责任”的问题，美国方面也存在。美国是目前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它虽然同意加入有关《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结束后新安排的谈判，可就是要在减排问题上“扯上”发展中国家。美国坚持，有关美国减排行动的讨论必须与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行动的谈判相提并论。而发展中国家则明确回应：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在减排问题上率先承担义务、采取行动。

　　发展中国家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针锋相对，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约束、大量地排放了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也应承担主要的义务。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累积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当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国际社会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在现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减排要求是不适宜的。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先进的清洁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不排除日、美在今后的谈判中仍会拿出花样翻新的“建议”，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的深刻分歧仍将继续存在。正如古什所说：“未来谈判将是艰巨的，非常艰巨。”

　　曼谷谈判，再次凸显“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未来谈判中的重要指导意义。原因就在于，这个原则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差异，也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回避这个原则，“出站火车”必然脱离正轨；坚持这个原则，“火车”才会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原则指导下的具体行动措施才能铺就一段又一段畅通的轨道，人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地球共同家园的理想，才能真正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