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过去，东西差距依然突出，西部之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8年过去，西部大开发经历了什么，以及正在承受怎样的难题与挑战？

　　西部大开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之重之难，如何实现“又好又快”的递进？成渝、关中、北部湾经济增长极的纷纷崛起为西部经济整体跃升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期待。

    区域协调发展是追求的目标，而不平衡的发展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我们希望，区域之间差距越小越好，但不经过一个有差距的发展，就不能实现最终的共同发展，不能实现协调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至今已有8年时间，但是，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和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呈现出继续扩大的差距。越是开发东西差距问题反而更加突出，这似乎是个悖论。

    从经济总量看，目前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2.5倍，比改革开放之前增加0.5个百分点。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西部地区为4302元；2006年，东部为26875元，西部为10894元，东西部地区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5981元，增加近150%。2006年与1999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均GDP增长150.4%，西部增长153.2%，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快2.8个百分点；东西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由149.5%缩小到146.7%，缩小2.8个百分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西部大开发以来，东西部发展的相对差距略有缩小，绝对差距明显扩大。

　　如果再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看，东西部地区差距也相当大，比如，西部地区参加社保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仅为东部的1/10。

　　东西差距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依靠发展来解决。西部在发展，东部也在发展，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速差不多，西部甚至还要快一点，只是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绝对额小，因此绝对差距存在扩大问题。

　　《中国经营报》：由于各种原因，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现象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可能继续存在，该如何客观看待这种差距？

　　曹玉书：目前看来，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差距值得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如何看待这种增大的差距？我觉得应该客观对待、理性分析，传媒大可不必过分炒作。像这种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所有国家都有。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也有两三倍的差距；像巴西等国家，这种不平衡尤为突出。

　　西部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只能依靠发展。要发展，就要分情况，区别对待，根据实际情况，条件好的优先发展，不可能搞齐头并进；发挥各地优势，有条件的发展快一些，没有条件的逐渐创造条件、培育条件，迎头赶上，不可能让条件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停下来不发展，然后去拉平区域经济发展的鸿沟，这不可能。经济学原理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追求目标，而不平衡发展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我们希望，区域之间差距越小越好，但不经过一个有差距的发展，就不能实现最终的共同发展，不能实现协调发展。

　　当前东西部发展存在的种种差距是有客观原因的，沿海地区出于基础、政策、地缘等先发优势，发展迅速；而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则支持了东部地区当年的发展：西部销往东部的资源和原材料，价格长期保持低位运行，西部为东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解决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需要多方采取措施。各地区各种经济主体按照市场规则促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域流动，是新形势下解决区域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东部发展好了，可以通过纳税、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对西部进行支援。譬如说，针对西部的城市公路等基础设施，医院、学校等公益设施，进行支援建设。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正视这个差距而非曲解，就是说，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而不是抱怨。正确的做法是促进东西互动，加快发展。西部开发进行了8年，软环境培育的时间和火候还不到，西部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它跟当地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不可能设想一个地区发展不好，软环境却非常好，软环境培育需要较长时间。我曾经去西部一个地区调研，那里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好，是民营企业。但后来，这个企业离开了西部，为什么呢？因为企业不堪重负，当地的一些检查、学习和参观，都对准这个企业。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呈正相关，经济发展和软环境建设相辅相成、共生共荣，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一个培育过程。

　　东西互动：现实之需与现实之难
　　何谓东西互动？是指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跨行政区域流动，实现合作共赢，优化全国的生产力布局。

　　《中国经营报》：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未真正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建设资金渠道，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对西部地区加快改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曹玉书：现在看来，西部开发建设资金渠道有三条，首先是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每年都有既定数额的财政拨款；其次是预算内投资资金安排，包括基本国债安排；第三是各类专项基金，包括水利、电力和铁路等各项基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都比较高。这三项都是国家的钱，稳定而可持续。

　　但是，资金渠道还需要不断完善。比如，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例，早先国家发行1500亿元国债，有600亿元用于支持西部大开发。现在长期建设国债总额只有600亿元，不可能全部用于支持西部发展。随着国家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减少，如何保证西部建设资金投入不减少，需要认真思量。通过增加预算内资金弥补国债减少，是一种途径。但当前看来，预算内建设资金增加没有国债减少的数额大，中央每年掌握预算内建设资金总额不过1500多亿元，因此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大量资金用于西部大开发。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国债减少的现实情况下，如何通过各种渠道，保证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投入不减少，这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中央已经明确，对西部大开发的资金投入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2000年~2005年，中央各项财政资金投入西部地区达5658亿元，今后投入的力度肯定不会减缓。在我看来，西部地区用好国家的财政资金当然重要，但着眼于东西互动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其实更重要。目前，国家用于建设的预算资金不到全社会投资资金的4%。东部企业经过近30年发展积累，企业家拥有巨大的投资能力，有的企业动辄可以调动高达百亿元的巨额资金，因此，如何有效促进东西互动，实现合作共赢，是西部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东西互动也包括西部地区有条件的企业到东部投资兴业，以及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到东部打工。通过这种互动，可以实现东西部地区之间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解决东部地区劳动力不足等问题，使西部地区更好地引进东部发达地区的好的理念和做法。浙江省在西部地区创办的企业上万家，被称为“两个浙江”，即在浙江省外发展的企业所创造的GDP总量大体相当于在浙江省本土所形成的GDP总量。

　　《中国经营报》：或许可以说，东西互动是提升西部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方式，但是，也应该看到，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家对去西部投资心存犹疑，东西互动到头来会不会成为西部的一厢情愿？

　　曹玉书：东西互动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思想观念问题。从西部地区看，主要是观念陈旧落后，尤其是市场观念差。如西部省区有的地方把企业投资参与经济合作当做扶贫行为，忽视了企业的商业经营特性和应有的权益，常常使得企业勉为其难。在考虑与东部企业的合作时，普遍存在重投资轻技术、重项目轻管理、重设备轻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倾向，往往希望企业把资金投到建房造楼、盖工厂上，而不重视企业对技术、管理等软件的投入。

　　从东部地区看，主要表现在有的部门和基层单位对企业西进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认为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和西部地区的事，与东部关系不大；是政府部门的事，与企业关系不大；西部地区条件太差，企业去了根本赚不到钱，投资西部等于拿钱打水漂；企业西进就意味着大量的财富流失，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等。实际上，在西部投资的许多项目的效益是相当好的。

　　其次是企业自身问题。有些企业对西部地区资源特点、市场环境、投资环境和社会环境缺乏足够了解，盲目“西进”，结果导致投资失误。也有少数企业借机转移落后工艺和陈旧的生产设备，甚至转移污染项目。

　　第三是相关政策问题。由于西部地区地方财力弱，国家要求地方配套的一些政策实际效应难以体现。为吸引东部企业和外商投资，西部地区有的地方政府也陆续制定了一些地方经济法规或“优惠政策”，做出各种优惠承诺。但是有的“土政策”和所谓的“优惠”承诺主观随意性强，无法兑现。金融体制不健全，融资难度较大，证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缺乏有效的金融政策支持。

　　第四是投资环境问题。西部地区有的地方政府效率相对较低，管理和服务意识不强，项目审批程序繁琐，存在较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缺乏完善的产业配套条件，技术、信息、咨询、培训等中介服务机构不发达；法制、人才、文化等软环境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西部地区一方面要尽快改善投资软环境，排除各种非法干扰，吸引企业制定长远发展目标；同时又必须注意把保护环境放在首要位置，实现保护和发展、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同进。一个地区要发展，不仅要发展“硬件”，还要发展它的“软件”；不仅要培育它的项目，也要改变人的观念。项目培育需要一个过程，软环境建设、人的观念改变，则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

　　《中国经营报》：东西互动过程中，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以资源换资金、换技术是否是可供选择、可资持续的增长方式？

　　曹玉书：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考验即在于如何可持续。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资源支撑，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重要矿产资源。众所周知，西部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储量以及各类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如果西部不发展，就不能把这些潜在资源变为现实财富，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发展要有产业为依托。西部地区在区位上处于相对劣势，但西部在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中，在矿产资源、历史与人文环境、某些产业甚至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也存在着一定优势；同时，西部发展的相对滞后本身也集聚着一种后发优势。加快这些产业领域的发展，形成西部的产业优势，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能。

　　推进东西互动，是打破资源瓶颈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短缺，特别是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相当紧张，已成为约束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后备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例如，甘肃省土地面积42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七位，目前尚有28700万亩未利用土地，其中可开发利用的有1126万亩。

　　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遇到的现实问题。东部地区的一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不仅受到土地紧张、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而且原材料产地在西部地区、市场也在西部地区。这些企业的再发展向西部地区转移是必然的。这种转移，是东西部地区双赢的选择。从东部地区讲，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国内的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竞争。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自身做大做强。做大做强，就要突破发展条件的束缚。把新上的项目放在西部地区，用其积累增强原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再以其新技术提升新上项目的水平，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东部地区越来越强。从西部地区讲，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引进先进的技术、理念、管理经验，不仅能有效扩大经济增长规模，而且还会加快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整个国家讲，东西互动，必将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完善，优化整个生产力布局和经济结构，提高整体竞争力。

　　城市群崛起西部开发新增长极
　　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环境“友好”，是西部大开发的永恒命题与使命。
　　西部大开发规划中，有3个增长极：成渝经济区、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中国经营报》：2005年就任国务院西部办副主任之后，你一直在调研，到过西部各省区市。期间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曹玉书：调入西部办工作以后，我已经有4次藏区行，包括西藏和青海交界处，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等省的交界区，都作了调研。可以这么说，在这些地方，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与感染，为那里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那里积贫积弱的经济状况。

　　之所以去上述地区调研，因为这些地区的发展基础差、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也更脆弱。在我看来，西部那些基础较好地区的社会资金进入比较容易，而人均GDP、人均年收入低、基础差的地区怎样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就非常值得研究探讨。落后地区迫切地渴望发展，但发展难度又特别大，因此探寻新思路、新办法、破解新难题，就尤为重要。

　　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环境“友好”，是西部大开发的永恒命题与使命。如何实现？这是我们研究规划、制定政策时思考比较多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西部大开发，城市要先行，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已经逐渐成形的城市群，能否真正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增长极？

　　曹玉书：西部大开发规划中，有3个增长极：成渝经济区、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和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都是跨行政区划的增长极。成渝经济区包括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和以重庆市区为中心、一小时车程为半径的经济区。关中经济区不仅包括西安、咸阳、宝鸡，甚至包含甘肃天水及河南洛阳、三门峡。这些地区的优势是，工业力量较强，科技和人力资源充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各方认识也逐渐趋于一致。目前，关中增长极的相关规划正在紧张研究中。

　　调入西部开发办工作以来，广西是我去的次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对广西有了新的认识，在我看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能够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主要基于如下判断：广西在西部地区中有较好的条件，譬如各种矿产资源非常丰富，铝矿占全国80%的储量；从生态环境上看，常年较高的气温、充足的水资源，都能为广西的发展提供比较好的支持。我们提出把广西的北部湾作为西部大开发增长极的战略规划，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出海口，北部湾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从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城市群的形成来看，这些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企业、乡村乃至边防有着极其重要的辐射作用。

　　这三个经济区，经过努力，一定能形成带动西部大开发新的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