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明日报》报道，民政部有关负责人称，民政部正与有关部门紧密沟通，准备出台《公益事业捐赠法》实施细则，对募捐工作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政府部门要逐渐退出募捐主体市场。笔者认为，这一决策将为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让出相应的活动空间。慈善事业，以其“民间”性质闻名于世，而社会捐赠则是保证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在国际上，一般来说，除了政府间的捐赠由政府接收之外，各种社会捐赠都是投向慈善机构，再由慈善机构向有需要的社会群体和个人施以援手。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要做万能的政府，所以对老百姓的捐赠热忱并不十分乐意，可能是认为这种举动让政府“失面子”。上世纪80年代后期，某市遭遇台风袭击，于是市民自发地搞起了捐赠活动。但是，市府却发出通告，要求市民相信政府有能力安排好灾民的生活，不要再到市府捐钱捐物。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几年之后，政府的态度迅速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遭遇的几次特大洪灾中，政府在社会捐赠方面已经采取了非常开明的态度，国际国内捐款赠物在抗洪救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在一些方面，走过头的事情仍然在继续，如今彩票收入仍然是一块令若干政府部门明争暗斗的肥肉。就其本义而言，彩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捐赠，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以其来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国有人主张将其变为“预算外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这就使其实际上变成“博彩税”，性质完全变了。这种举措应该被看作政府大包大揽福利保障思想的继续。正因为如此，中国真正的民间慈善组织总是因为缺乏资金，不得不在艰难的处境中煎熬。鉴于以上的分析，“政府退出募捐主体市场”绝对是一项明智的决策，中国的慈善事业亟待发展。中国有很多重要的福利服务空间等待慈善机构去填补空白。譬如大病医疗，现在成为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目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政府的责任应该是提供基本医疗保障，而大病医疗则可以让市场去做。穷人没有钱投保怎么办？这就是慈善事业大有作为的领域。无论国际国内，施医施药都是慈善事业的一个传统服务领域。

针对媒体所述的民政部门指出的目前社会捐助存在的一些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六点看法作为回应：

其一，关于多主体接收社会捐助。总的来说，政府部门应该一律退出。最好有一个类似香港公益金的统一的慈善筹款机构，而各个具体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都是其团体会员。筹款机构专门负责通过各种大的募捐活动进行筹款，但其本身基本上不提供服务，而是将筹来的钱分配给会员组织。福利彩票的收入也可以通过筹款组织来进行统一分配。各个慈善服务机构也可以自行募捐，但要向政府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进行，主要是不能进行得过于频繁。

其二，政府的责任在于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首先是要立法，日常工作是对社会捐赠活动及社会募捐的款物进行监管并对筹款机构和服务机构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最后对违规者要有严厉的惩戒措施。

其三，社会募捐款物的来龙去脉一定要向社会交代清楚，应该定期将捐款的收支情况公之于世，并且每年让有公信力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公布。捐款人捐款如果是有意向的，一定要有明确的答复。同时，每一个公民都对社会捐赠有监督权，可以随时到慈善机构进行查询。

其四，慈善捐赠绝对是自愿的，任何组织，包括政府在内，都不得强行摊派，尤其是不能利用权力向本单位的干部职工摊派。

其五，学习国际上对于社会捐赠免税的习惯做法，对慈善捐赠的征税应该更加宽松。要是国家真正需要民间的慈善机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慈善机构也确实能够满足这方面的社会需求，又何必在征税问题上斤斤计较？

其六，捐赠物资的作用在于发挥其效用，而不在于其价值几何。所以，如果排除征税需要和广告效应，对其估价似乎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总而言之，社会募捐活动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市场，过度索取、强行摊派、缺乏诚信、税收障碍都会对这个市场造成破坏。而中国社会目前迫切需要着力培养这个市场。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民间慈善事业的作用，无疑可以弥补中国福利保障方面的很多缺陷。所以，政府给慈善事业让出足够的空间，尤其是在经济上给出明确的有保证的资金渠道，这对于中国社会无疑是一个大大的利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