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大型濒危水生动物屡逢劫难：中华鲟葬身长江口、白鱀豚难在野外觅踪、大型鲸、豚类和海洋鱼类落难滩涂……大型水生动物“落难者”名单上，包括鲸鲨、中华鲟、斑海豹、鲸豚类等，全部属于国际或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前几年，长江白鱀豚未灭绝之前，也和这些动物面临相似的命运。世界著名的白鱀豚“淇淇”，只是由于抢救及时，才得以苟活，成为凤毛麟角的大型濒危水生动物的幸存者。

 

据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的初步研究统计，仅这两年，我国水域内被捕杀的鲸鲨就有20多头，其中2006年约有11头，2007年初至今有14头体型巨大的鲸鲨被渔民捕杀。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捕杀的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一幕幕杀戮，或许我们永远无法补偿人类犯下的罪过，但希望当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会再如我们一样被道德拷问，被自然审判。如此密集的伤亡事件，是天灾还是人祸？

 

当这一个个噩耗传来，人们无不扼腕叹息，为之神伤——到底是谁残害了这些美丽的水中精灵？到底是天性使然，抑或是人类的罪行？现在让我们先走近这些珍贵的生灵，记住它们已不再是繁盛的族群。

 

 

白鱀豚通常成对或10余头在一起，喜在水深流急处活动。它们喜欢群居，尤其在春天交配季节，集群行为就更明显。其活动范围广，但对水文条件要求较高，经常在一个固定区域停留一段时间，待水文条件改变后，又迁入另一地域。白鱀豚每两年繁殖一次，每胎1仔。它寿命可达30多年，成年白鱀豚每年发情两次，孕期为10至11个月，一胎一仔。野生状态下，成年白鱀豚雌雄比例为1∶1，但雌兽怀孕率一般仅为30％，自然繁殖率很低。

 

本世纪初，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携带先进仪器，进行为期38天的长江淡水豚类考察，但未发现一头白鱀豚，属“功能性灭绝”。2002年，最后一头人工饲养的白鱀豚“淇淇”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白鱀豚就这样从自然的历史中消亡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到底该负怎样的责任？

 

 

中华鲟生理结构特殊，既有古老软脊鱼的特征，又有诸多现代硬骨鱼的特征，被称为水生动物中的活化石，科研价值很高。

 

中华鲟具有洄游的习性。平时，中华鲟栖息于北起朝鲜西海岸，南至我国东南沿海的沿海大陆架地带。在海洋里生活了9～18年后，性腺发育接近成熟时，便成群结队向长江洄游，每年夏秋，聚集于长江口，溯江而上至长江上游四川宜宾一带和金沙江下段繁殖，之后再和幼鲟顺江而下，到东海、黄海的深水中成长。

 

中华鲟在国内外水产品中商品价值极高，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皮可制革；鳔称为“鳇鱼肚”，含有丰富的胶质，可配制上等漆料，并可入药；肉味鲜美，脊椎骨、鼻骨等均为上等佳肴；体表由硬磷形成的骨板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尤以鱼卵最为名贵，被视为世界三大珍味之一。可以说中华鲟浑身是宝，确属难得的特有经济鱼类，自古就为最重要的渔业对象。正是由于中华鲟具有这些优点，才造成大肆捕捞，从而导致中华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长江葛洲坝水电站的建设，使中华鲟失去了长江中产卵繁殖的场所。为使中华鲟得以保存下来，我国投资兴建中华鲟人工繁殖研究机构，并获得成功。

 

中华鲟比起白鱀豚似乎幸运太多，由于人类的介入，它们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却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空间，甚至要放弃自己的习性。然而即便如此，它们的命运仍不容乐观，上世纪末以来，中华鲟意外死亡的报道时有发生。当面对这种古老鱼类腐烂的尸体，人类又该作何感想？

 

 

中国捕获鲸鲨的记录以我国台湾省居多，2006年前为80头左右。2007年，由于来自环保组织的压力，台湾省全面停止了鲸鲨的捕获。鲸鲨体型巨大、生长缓慢，加之捕鲨活动没有受到适当限制，造成种群减少、濒危，鲸鲨资源已经下降很多。台湾省居民叫鲸鲨为“豆腐鲨”，将其作为食品的需求非常强烈，刺激了捕鲨活动；目前，国际上部分水族馆开始驯养和展出鲸鲨，也诱使渔民出海去捕捉活鲸鲨。如广东省的海洋馆新展出的鲸鲨就来源于南中国海渔民的捕捞，美国亚特兰大水族馆也有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捕捉的鲸鲨展出。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建设。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86年颁布、2000年修订的《渔业法》，对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进行了规定，为保护区建设奠定了法律基础。1988年颁布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在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地区和水域，划定自然保护区。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自然保护区条例》，使自然保护区建设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1997年，农业部发布了《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对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建设进行了具体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制定了与水生生物保护区相配套的法规，全国有22个省、区、市发布了省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使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有了法律上的依据。规章条例的出台，保护区的纷纷涌现，人们正从破坏的迷蒙中醒来，或许这次我们能与自然和谐地登上同一个舞台。

 

但是，在我们呐喊着保护的同时，大型濒危水生动物却频频落难，是谁向它们伸出“黑手”？严格地说，目前主要影响大型濒危水生动物生存的原因包括：渔业生产、人类工程建设和环境污染等因素。

 

首先是渔民捕捞问题，据统计，近10多年，仅中国的海洋渔业机动渔船就保持在近20万艘，由于海上的几十万张“巨网”在海中反复“过滤”，为大型水生濒危动物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此的天网恢恢，大型动物可说是在劫难逃。同时，由于过度捕捞，导致我国海域渔业资源急剧衰退，大型生物无法获得支持其生存的饵料，只能艰难度日。可以说，这些渔船对大型濒危水生动物的主要影响是直接捕杀和造成饵料生物稀缺。

 

其次，工程建设对自然的破坏。一方面，江、河、湖、海上不计其数的大桥、码头、大型水坝和水闸等设施将流动的江、河、湖、海阻隔成一段段相对静止的“死水”，硬生生地阻断了水生生物的洄游路线，也改变了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围湖造田、水产养殖等人类活动几乎占用了沿海、沿河绝大多数滩涂湿地，而这正是水生动物最重要的产卵场、育肥场和栖息地。如此一来，一些洄游性的大型水生动物千里迢迢游来，一路上很难找到一个歇脚的地方。今年5月2日，一尾3.26米长的中华鲟被螺旋桨一截为二，尸解结果显示，它的胃里居然是空的。专家推测，失去了休息的驿站和补充能量的“饭馆”，中华鲟只能不停地朝前游，直到累死、饿死，或是因为精神不振、反应迟缓而被鱼网裹住或被船撞死。大量建设中的跨海、跨江的隧桥和水上工程也应引起注意，大桥桥墩让水流速度减慢，使得大型水生动物的通过速度也随之放缓，这无疑增大了其被误伤、误捕的几率。

 

海上和水上交通运输的繁忙，港口建设、环境噪音和水下爆破也对水生动物产生影响。鲸类、豚类等水生动物都是靠声波来探路，并作出相应判断的。水上在建工程发出的打桩声、机械轰鸣声很可能混淆水生动物的听觉，让它们“找不着北”。水下爆破伤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海豚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也许这些伤亡事件只是出于偶然，也许种种原因还只是推测，然而在大型水生动物几千甚至上万公里的洄游路途中，除了要躲过星罗棋布的渔网和高速运转的螺旋桨，还要忍受污染的毒害，这些都成了它们面前的一道道“鬼门关”。无法否认，大型濒危水生动物的遭遇不仅凸现了珍稀水生动物的保护问题，更向人类发出了生态危机警报。（本报记者 易蓉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