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为什么让步了？

　　2005年的一天，卢思骋和一个同事用10元人民币打赌，赌注是某国际电脑品牌会在一年内作出产品无毒化的承诺，当时，该公司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仍很消极，但7个月后卢思骋还是赢了。绿色和平是如何迫使跨国巨头作出让步的呢？

　　2005年12月的一天，3名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色防化服，戴着防毒面具出现在该跨国公司的大厦前，抗议该公司在其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第二天，这成了北京各大报的头版。“你可以有很激进的想法，但工作方法必须务实。我们之所以选择该公司，不是因为它是最‘毒’的，而是因为它是最有影响的、急于拓展中国市场、也肯定想不到它会在中国遭到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行动，会让它措手不及。”这就是卢思骋一直强调的“聪明战略”。

　　而且，针对不同公司他们应用不同的战术，绿色和平一直在和另外一家台湾电脑生产商谈判接触，但没有借助行动或媒体施加压力。但“我们会给他暗示，‘如果你能走到同业前面，媒体会将你们作比较，你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企业形象，会占有更主动的市场先机’”。这是因为“台湾公司比较好面子，如果给媒体曝光效果不见得好”。该公司最后也让步了。

　　转基因、气候变暖、电子污染，无一不具有专业化、技术化极强的特点，而绿色和平在这些充满挑战的领域挑战那些掌握着最多资源和权威的行业巨头，就必须也有很强的“技术”准备。

　　所以，在做农业项目之前，绿色和平花了4年时间做前期准备；绿色和平的一份6页报告，可能有5页是在评估、分析这样做的可行性，如果条件改变了，又该怎么办。“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经过筛选的，不是什么热我们做什么，甚至也不是什么重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考虑自己的能力和可能的影响。像荒漠化，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它牵涉过度放牧，而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和一个个的牧民打交道。”卢思骋分析道。

　　一个活动结束后，绿色和平内部会进行总结和评估，看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评估还包括外部第三方的评估，甚至考虑引进专业的顾问公司。

　　在内部管理上，“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又有激情的人，在内地，我们的进入门槛很高，招的人也都是有思想、视野广阔的精英，这些人的发展需求是很大的，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一定讲究过程的民主和个人创造性的发挥。这几年，绿色和平也有很多人员的流动，有人结婚离开了，有人找到了其他更好的发展机会，也有人是不能满足我们的工作要求离开的，但没有内讧和分裂。”

　　事实上，2006年，绿色和平国际联合其他10家国际NGO，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份NGO“诚信宪章”，在管理透明化、员工价值、信息公开、财务公开、接受审计等方面作出了承诺。“有同行认为NGO只需要热情，不需要规矩，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做好事也要讲究效率，NGO的管理和文化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卢思骋认为。

　　绿色和平喜欢做秀？

　　除了有在跨国公司总部前戴防毒面具的惊人之举，2005年5月，绿色和平的香港成员以鸡贩打扮，将盛载电子垃圾的鸡笼运至立法会大楼，讽刺电子垃圾在香港有如“无门鸡笼”般自由进出口。9月，他们又带着两名小丑演员，到立法会门前上演街头杂耍，讽刺中电、港灯和特区政府将改善空气质量的责任互相抛掷，有如“杂耍的小丑”。这些别出心裁的做法，让绿色和平得到了“喜欢做秀”的评价。

　　卢思骋对此的看法是：批评是好事，绿色和平在批评别人，其他人当然可以监督绿色和平，NGO并没有置身批评之外的特权。但他对“做秀”的指责颇感委屈：“不能因为我们得到媒体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就认定我们是在做秀。我们的每个活动都做得很扎实，当然我们注重和媒体的合作，因为要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变，需要媒体的能见度，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而是为了促成事情的改变。”

　　5年下来，卢思骋最感遗憾的是当年的APP事件：当初绿色和平将事件通知媒体，就有很多媒体说APP是大客户，不能报；后来一些官方组织在接受了APP的赞助后，对APP改变了态度。这让卢思骋更深切认识到中国NGO的外部环境：不仅要面对政府，还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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