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朵担心“基金会的人”有老板架子

钟丽珊的自我定位则是协作者而非主导者

钟丽珊自我定位是协作者而非主导者，跟马小朵合作的时候，她已经不那么急了。可马小朵很担心“基金会的人”有“老板架子”。“我有点怕基金会，因为据说筹款都要能说会道，会包装项目，会写项目书，我都做不来。”但对方一句话让她放心了：“你只要做事就行。”第一次走访社区，到一个有4个孩子、男女主人都有些残障的家庭，钟丽珊立即决定个人资助家里的大女儿学费。马小朵看在眼里。

差异和沟通很多时候是心照不宣的。有一次谈项目进展，马小朵说了很久自己的看法，钟丽珊转而询问另外两位同事的意见——这个时候，马小朵猛省：“我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这个项目是大家的。”

“其实乐施会很担心自己过于强势地影响我们，很多时候，丽珊是暗示我。”马小朵这么认为。

提供能力建设的资源，也是钟丽珊工作的一部分。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平民慈善会议”，马小朵急切地想去参加；而钟丽珊委婉地建议，可能让爱心超市的妇女和其他同事去，帮助会更大。

最后是爱心超市的志愿者陈霞和石国平去了——这是两个初小学历的妇女，在刚加入爱心超市的时候，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而那是一次有政府高官、学术界和NGO组织共同参加的会议。开完会，她们喋喋不休的感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咱们也行”。让马小朵更加喜出望外的是，陈霞从前是冲20元钱来超市工作的，例会没报酬，因此没有兴趣，但从开会回来之后，她成为积极分子。现在古国平是“妈妈老师”，她则灵感不断，在家园的《姐妹花通讯》上发表了大量她编的儿歌。

“我不太懂社会性别……丽珊会提醒我。”马小朵说。这些提醒包括：不能强化“女人就是带孩子”的刻板印象，除了满足妇女的实际生活需要，还要给机会和空间让她们发挥潜能和展现智慧，共同建设一个友善的社区。譬如石国平想带孩子去开会，马小朵也觉得合理，钟丽珊就问：“难道她丈夫带一天孩子都不行吗？带孩子也是丈夫的责任与权利。”

马小朵申请的资助全年约12万元，在乐施会全国近400个项目、年投入超过4500万元资金中，只是九牛一毛。资助分四批拨款，每三个月交一次财务和进度报告，交了报告，下一笔款项才到账。社区里少有开发票的商业点，于是她们尽量做到“每一分钱都三个人签字。”

但在钱的事情上，也会有一些小分歧。为了让妈妈老师们更好地学习，家园花钱请了一位专职幼师来帮忙。按道理培养志愿者精神，就不该付劳务费。从妇女的实际情况考虑，钟丽珊说服自己：“对于出来做志愿工作的妇女，如果有一点补贴，对家里人有个交代，容易得到支持。”

来的不仅是资金。两位全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周心静和吴晓卫陆续到来。晓卫来自乐施会资助的大学生支持草根NGO的“未来工作者”项目，她们习惯把这个项目叫“平台”。平台为晓卫提供1年4次的培训，而家园的同事也可以同去。每次培训其实都在平台在华北地区其他的项目点进行，比较像一个大家庭聚会，介绍项目，分享心得，而参加的还有长期从事草根建设的学者和有志于从事草根工作的大学生。这对于马小朵，是很新鲜的经验。

回归以后，从沦受英国殖民统治到香港特区的身份转换，让乐施会正式开始本土化进程。2000年以后，为跟进青年农民进城的发展趋势，乐施会支持了很多农民工草根组织，进行务工培训、社区服务等工作，这样的组织在北京就有不少。

还有不时到来的访客带来的交流。遇见乐施会前一年，马小朵在孤独中运作“家园”，最后无奈看着同事离开。而现在她发现自己突然置身于一个人来客往的大家庭：“这一年我懂了很多。”

马小朵希望再争取资源为社区妈妈们办一个幼儿园

钟丽珊则处处留心增加女性志愿者的社会支持

“沟通的最高境界，是达到了共识和效果，对方却以为你没有说。”钟丽珊说。这种互动的结果，是摸索出了一套“家园”的运作模式，却想不清楚是谁的主张——譬如，“超市不在于一卖一买，而在于设计一个运作方法，让妇女沟通合作，得到锻炼和发挥，并形成社区互动的基础”。

超市由4位社区妇女志愿者参与了整个运作流程：接受捐赠，清理挑选衣物，制定衣物价格，衣物销售，最后的超市收益分配。超市的制度，都是志愿者自己制定的。每天明细上墙，每月盘点，收支明细定期通过网络和家园通讯公布；每周一例会，事务同商量。孩子们在11点半后放学，超市中午就营业到11点，这样，营业员能回家给家人准备午餐。“不能因为你要的所谓平等，连她原来的社会支持都失去了。”钟丽珊说。还要处处留心增加她们的社会支持。譬如20元的志愿者补贴；如果要去各个大学拉捐助的衣物，就请志愿者的丈夫拉，这样，他们可以从妻子的社会网络里得到好处，有助于提高姐妹们的家庭地位。

超市的盈利给社区带来了新年茶话会、看片会，还捐助社区里患白血病的孩子——这件事，给姐妹们带来巨大的自豪和信心，也逐渐让社区看见她们。还支付了请中医大学的研究生们为社区妇女做妇科检查的路费。“这里的妇女大多数有妇科疾病，因为她们生孩子都是在出租屋300元请个接生婆。”

“这种改变可能非常微小，但到社区里一定能观察到成果。”王云仙说，“这个项目既能从她们自己的生活需要入手，解决了她们眼前的生活需求，也有策略意义，可以鼓励妇女参与社区事务，改善妇女的自信心、家庭地位，让自己和别人都拿她们当回事。”

1997年以前的10年，乐施会在中国的扶贫投入为1.5亿元，而1997年至今，则超过3亿元。廖洪涛透露，目前在中国的年投入为6000多万元，计划将在未来几年翻一番。以往乐施会是从国际上“输入”经验运用到中国，而现在，他们则希望把中国的扶贫经验提供给国际社会分享。在乐施会内部，“香港乐施会”更名为“中国乐施会”也已经提上议程。

乐施会最初落脚的云南，庆祝“滇港合作10周年”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已经把“香港慈善机构在滇扶助贫困人群成效显著”纳入“滇港合作10件大事”。

端午节，“妈妈老师”为孩子们设计了一整套活动，包括画粽子，唱自己编的端午儿歌……马小朵发现姐妹们“真的脑子很灵”，希望能再争取资源，办个妈妈们自己真正的幼儿园。9月开始，“妈妈老师”们就要去北京幼儿师范学院进修了。“我看着我们这些孩子啊，就觉得一定要帮她们多做一点，”她沉思着说：“将来国家要有点事，抗洪救灾什么的，不都得靠我们这些孩子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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