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球村目前正在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实施由红十字基金会资助的“红十字乐和家园建设”项目和由南都基金会支持的“乐和家园服务平台”。我们与村民、当地政府以及有关专家一起努力，正在尝试一种乐和家园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六和五自”：

“六和”是生态文明的六个系统：

乐和人居——乡村生态民居——生态文明的消费系统；

乐和生计——乡村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的生产系统；

乐和养生——乡村医疗诊所——生态文明的生命系统；

乐和生态——乡村环境管理——生态文明的生态系统；

乐和伦理——乡村精神家园——生态文明的文化系统；

乐和治理——村民参与机制——生态文明的社会系统。

“五自”是在每一个系统中体现的五个生态文明的品质：

集体自强——合作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机制；

个人自主——以股东和公民权利基础的个人责权利规则；

生态自然——崇尚天然、顺应自然的产业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

道德自律——敬天惜物、尊道尚德的素质和修养；

乡村自豪——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的乡村建设基础上的城乡统筹

汶川地震距今很快就五个月了。这段时间我的心思和时间几乎都在四川的灾后乡村建设上面，奥运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也是在成都的电视上看到的。不少人问我这个北京奥组委的环境顾问跑到那里去了？为什么要在震后把工作重心转到四川？这几个月到底在四川做什么？趁国庆之际整理一下思绪和经历，对于地球村在四川的工作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为什么要回四川? 还得从这几年的思考历程说起. 不久前我应中大校友会的邀请回母校作汇报讲演,题目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向何处去？ 这个题目似乎很大，却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人类面临着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到底该怎么走？ 我认为只有一条生存之道,就是朝着生态文明走。生态文明是怎么走？我们这一代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要完成几大转型: 思维要转变，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出了什么问题; 产业要转向, 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朝生态产业和创意产业方面去转向; 生命要转轨，从单向的只是消耗物能的一种生活方式向物能、心能、体能三能平衡生命状态过渡; 社会要转型，从过分地碎变化的个体生存向重建我们的社会的共同体转型; 环保要转身，转身寻找那些古老的智慧，需要尊天敬德、天人合一的那样的身心境和的整体思维和联合行动。

中国的乡村可能是我们回家的路，我对于乡村的空巢和乡村处于衰败很忧虑，几年前主编了”乡土中国绿色读本-村民环保读本”。其中六个章节: 绿色生计_留住绿水青山，讲了十几个会环境友好的产业; 绿色时尚_缩小生态脚印，从能源、水到食品; 绿色安全_守护生命银行，讲污染防治；绿色养生_关照生命健康，因为只有每个人真正地关心生命，环保才有希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们金钱崇拜代替了生命崇拜，代价就是生命意识萎缩，而当生命萎缩的时候生不如死。绿色道德_滋养心灵家园；第六个绿色参与_行使公民权利，如何参与乡村行政规划，参与保护区建设，参与环境监督，参与环境影响评价。

中国的村民是自然家园的留守人，乡村是衣食父母，这么多乡村在消失，因为人病了，地球病了，山不像山，水不像水，是人不像人了。从古到今的历代圣贤和仁人志士无论表述有多么不同，无不以乡村建设为安邦立命之本。新农村建设应该怎么办？当然是新乡村建设而不是变相的城市建设. 在乡村规划中如何保持农村的特色；在乡村经济中如何保存农业的份额；在乡土文化中如何保存农民的精神家园。这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当时我想写这么一个东西来表达我们的意愿，为中国的乡村，为中国人的思想家园和精神家园，乡村的希望是中国的希望，村民的形象是中国的形象，和谐社会源于和谐乡村。

5.12以后，把我震回了四川老家，悲情之余，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的乡村建设的理想可以实现的契机。5月下旬,到了绵竹汉旺和彭州龙门山考察，和一些朋友去送物资。6月3日回京为了主持6月5日地球村在南都基金会支持下组织的“生态文明与灾后重建论坛”。那时候正是从紧急救援向灾后重建转的时期，很多的关心灾后重建的学者和前线的NGO代表们在一起开会研讨,情景非常感人.

第二次去成都，6月20日到23日, 参加由西南财大牵头、和北师大、清华大学、北京地球村合办“生态文明与灾后重建高端论坛”。 因为很多专家认为这个话题还应该接着研讨。我跟着赵曦教授安排的会议考察到白鹿镇, 之后又到了NGO朋友设点的的小渔洞镇、绵竹的遵道镇、郫县的安农村学习. 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政府的需求和我们的需要是一致的,可以和地方政府形成伙伴合作关系，探索灾后重建的生态文明试点，回北京就决定战略大转移，就把地球村分为北京办公室和四川办公室。

第三次是7月4日到7月20日到四川选点，到过桂花镇，又到过白鹿镇和龙门山镇，最后定在通济镇。通济镇灾情特别重，房子几乎全部倒了，也是国家灾后重建的就地重建的试点镇。镇政府很支持,镇书记钟大钧亲自推荐选村。我和地球村志愿者们几上到大坪山。村民非常热情，而且这两个自然村基本上没有人出去打工，搞乡村建设的力量还在。顺便说一句，我是四川人，我在那很容易和村民交流。在那里写出了向红基会的项目申请报告：在两个自然村做乐和家园, 这期间还帮助这个村建立了生态协会, 进行了最初的社工培训，并且请到了生态民居专家刘加平先生和他的团队.

第四次回北京是为了8月3日向红基会做陈述, 8月6日我和我的伙伴们兴奋地得知，我们的红十字乐和家园项目得到批准。红基会批准180万人民币在大坪山建设乐和家园，包括两个自然村43户村民的房屋建设补助和相应的社会环保医疗等设施以及有关培训，其中执行费用包括人员劳务和交通通讯在内的全部行政费用约占6%。

第五次回北京是8月13日和红基会签约。同时，我们也很兴奋地得知向南都基金会申请的乐和家园服务平台的项目也得到批准，为我们在城乡统筹的领域里帮助乐和家园的实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助力。现在地球村在北京现在就十来个人了，其他的到四川执行以红十字乐和家园为试点的乡村建设。

为什么叫乐和家园? 道德经说"和曰常,知和曰明”. 和就是道，乐和就是德。和就是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身与心是一个共同体，个人与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你乐这个和，你尚这个和，你维这个和，这就是乐和。这样一个乐和的道理怎么样让它走进人们的生活，怎么变成一个落地的模式，这是我们这些年苦苦追寻的问题，也是乐和家园项目所要实施的任务：一个身与心和、个与群和、人与天和的生态文明的微观模式。

一、乐和住宅——建造生态民居

建设乐和家园有六件事，第一件事当然是盖房子。但我们不是盖一般的房子，而是要盖乐和住宅或者是生态民居，盖环保的节能、节地、节材的节约型的房子。可是这个房子怎么盖呢？谁来设计呢？我完全没有盖房的经验，项目报告连设计费都没有做。但我得到了中国生态民居首席专家刘加平的支援，从延安窑洞、云南土胚房到藏区建筑，他是我们国家建生态民居的大腕，这位大腕不仅来了，而且“自带干粮”的来做义工，还把一个自带干粮的志愿者建筑师队伍带来了,昆明冶金建筑设计院的周伟,西南交大的董靓,都是杰出的建筑师。每次上山都要爬两小时的崎岖山路。他们把规划完成以后，又上山和村民讨论方案，听取村民的意见。为了这些房子夏天低一度、冬天高一度，他们进行了精细的分析。他们是一群用心为农民设计良宅、为农民设计景观的设计师。他们做事的能力和原则深深地感动着我和村民，他们爬山要爬两个小时，后来因为山路泥泞要爬三个小时，把台湾建筑业世界级的腕也请过来了，这位林宪德教授说“谁都知道读博士难。要是知道这个路这么难爬，我宁可再读一次博士”。他们实际的工作和行动真的是特别感人。对于他们的设计图，村民特别喜欢，村民很开心。

当村民看到图之后，并且提出修改意见基本定稿之后,我们和村民又讨论房子该怎么修。备料做工等，如果单个做很难，大家一起做就很好。结果是大家愿意一起修，政府补助的钱与红基会补助的钱合到一起修,村民当晚就按了手印，由这种方式，我们开始迈向集体经济的第一步，是随缘的，不是刻意的。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大船，干事的和偷懒的一起划船, 终于到了划不动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是把大船拆了，个人去划小舢板，有的人划得好，有的人就淹死了，中国农人这么大的群体面对着金元帝国、国际资本的冲击, 怎么办?我们不可能回到大船上，大船有问题，但有没有可能建一个船队，或者把小舢板聚集起来，变成快艇，能够在大风浪中前进下去。于是村民成立了建筑共同体，大家要连起来建房子。大家认同这个，连夜按手印.

建多大的房子? 大家又协商,人均35平方米，多的宅基地留下来，以股份的方式，搞旅游合作社,这就有了产业，还有的宅基地可以做养殖场,解决人畜分居的问题.保证自己的个体情况下，有集体份额的共同体。接下来就要选户型，政府补贴一点，红基会补贴一点，不足的部分农户自己贴。有的人想做楼层，就多出钱。还有一户农家是村里最穷的，6个人选一个4个人的户型，觉得够住了，多的宅基地留下来做院子，算下来基本不再自己贴钱。我们不是一刀切的补助。

以什么空间形式住在一起? 村民们在原址重建的基本定位基础上, 选择了聚落式.由原来的完全分散的零星的居住变成五个"堆"_我们和设计师一起,用木火土金水的五行来命名这五个堆. 每一个堆原来有宅基地的地方不动，其他的户的就插到里面来，原来有地基的要和新做地基的在成本上拉平，这就是互助，他们也认了。这都协商，很和谐，刨堆都是协商完成的。有人提议过形式公平的抽签，后来在我们的实质公平的引导下，协商解决了。

房子的设计图和空间布局确定了, 就是施工的问题了.谁来建房子? 钱可以凑到一起,但施工怎么办? 曾经想过请包工队,但大家随后决定建立自己的施工队，至少可以在请专业施工队的同时建立自己的工程队伍。这是一个考验,从备料运输到建筑都是自己做，关键是工程师，总工程师怎么找? 成都一个叫野草民间组织的伙伴们居然找到了一个建了30年房子,并且富有公益心的盛先生,我们都叫他盛工。在这位总工程师的统筹下, 再加上本村一个老木匠.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有谱了。另一个关键就是生态协会形成了从材料、施工到宣传的几个岗位的分工协作,成为具体的实施建房的主体.

还有相关的问题,关于测绘和修路. 这一块牵涉到基础建设的问题，我们和政府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镇政府对于乐和家园的蓝图非常认同和支持。请来测绘师,测地形，完成地形图;关于修路、排险等问题,也得到镇政府的关照，分别在实施当中。

建筑师们9月3日又上山了,在地震账篷里面讨论乡村规划，同时做了乐和家园启动; 9月9日9时, 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动站破土; 9月14日，中秋的那一天，我们再一次上山和村民一起过中秋的时候，样板房已经开始建了，10月中旬的时候，三栋样板房就会做起来。我们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地球村支援大坪村乡村建设”的乐和家园大牌子底下合了个影。晚上大家开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晚会，村民从来没有一起过这样的中秋，他们在中秋之夜的时候，一起喝茶、唱歌、吃月饼，他们没有像许多外出的民工那样妻离子散.大家唱卡拉OK，年轻人的唱《感恩的心》。

我想归纳我们这种生态民居的的建造方式，一个是环保，所有的设计是节能、节材、节地。二是共建，是集体互助行为；第三个是聚落，不完全是单户，但又不像城市里面密集。第四个是乡土，注意培育自己的工程队伍。乐和民居符合了个群和谐，天人和谐、身心和谐。

二、乐和生计——复兴乡村生态经济

我们这个项目不光是盖生态民居,还要发展乐和生计. 乐和生计，就是以身心和谐、个群和谐、人天和谐为宗旨和内容的经济。包括生态农业、创意产业、养生产业、可持续旅游产业等。大坪山所处的通济镇，在灾后重建的政府规划中被定位为农业博览园，这就为这里的生态农业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条件。我们要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消费体系。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建立城市社区对于生态农业的支持体系。问题奶粉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忧虑，对于各种化学手段进入食物链的不安全的忧虑，对于喝进与吸入的各种污染物的忧虑，很多人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一个文明不管创造了多少技术，但如果让基本生存受到威胁，还能说是先进的吗？问题是怎么解决？有的人说，还能怎么办，看政府；有的说，还能怎么办，闭着眼睛吃吧。而在我和我的同伴看来，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每个消费者都可以解救自己——通过支持生态农业来获得安全食品，通过购买安全食品来支持生态农业。怎么购买，就是城里的消费者和乡里的生产者之间直接接上头，通过现代技术提供的信息平台互动， 这就是我们乐和家园复兴生态经济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基本思路，一个最简单最原始的、中国乡村几千年沿袭下来的、被现代超市模式遗忘了的思路。 我们在野草的何磊帮助下和蜀都花园成都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和成都业主委员协会的秘书长谈成了意向：社区支持的生态农业的意向: 从生态食品到手工制品和生态文化旅游。下一步我们会把这种意向落实到社区消费者的订购单上面。

从生产者的方面来看，建立生态农业的生产和服务系统。我在四川灾区寻访过很多村民，他们对于生态农业——他们叫做农家肥的农业——都是非常热情，毕竟祖先传了几千年的活儿，眼下化肥农药又这么贵，但前提是有人买单。大坪山村民也是这样，他们说完全可以根据消费者订购单安排生产下一轮的作物。我们请了一个生态养殖的专家到那里做有机养殖的考察，孤老太太和残疾人就可以去养鸡等，在集体饲养场里面工作，解决乡村的孤残问题。等到入冬前把民居赶建出来，我们会安排专门的生态农业的交流培训，请农业的专家特别是像安金磊这样在生态农业方面有综合经验的农民专家去大坪山培训，争取明年内让那里成为生态农场。至于质量监督的问题，由大坪山生态协会、大坪山村委会和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形成一个自我监督管理机制，并且通过网络媒体平台让这个过程公开透明，还会组织消费者到生产者的田野督察与服务共存的活动，让年轻的消费者和泥土阳光亲近，而不是只和冰箱亲近；最重要的是通过信息平台建立在公平贸易和公开督察基础上的市场咨询和供应系统。

生态农业和可持续旅游是一体两面的产业，农业观光和农村体验应该是城里人的生命需求。但这个旅游怎么搞？我们和村民讨论出一个不同于个体农家乐的新模式：村民以宅基地入股，引进公益基金建造招待所，合作经济合作经营；村里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给自己打工领工资，如果人手不够，可以聘外面的经理或服务员。个体的农家乐是造成乡村分裂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恶性竞争，内部成本外部化，这个问题很严重。最初我们给大坪村的村民看我们在云南拍摄的关于旅游合作社的片子，希望他们避免乡村分裂的个体旅游，而做旅游合作社，当时还没有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从源头就开始合作，建筑也愿意去一起做，养殖业也愿意去一起做。说明乡村中间”分久必合”的和的愿望.

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手绢产业。因为我在第一次去灾区考察的时候，感觉到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以工代赈的问题，于是策划了、并于512双月祭的时候启动了“绿手绢行动”。我带着我女儿和北大的几名志愿者去了好几次荷花池批发市场，买布买线买绷子，帮他们一起绣。又拿着村民绣出的样品和搜狐等机构谈绿手绢行动的市场渠道。后来发现完全的人工绣制成本太高，于是又去成都五块石缝纫机批发市场寻找那种适合个性化绣制的绣花机，终于连这种处于被淘汰边缘的绣花机连同硕果仅存的一位绣工找到了。现在10台绣花机已经到位，尚在帐篷里的手绢作坊在已经开张了。

手绢的意义不止是救灾，也是环保。餐巾纸已经成了仅次于塑料袋的垃圾灾难。那些为造纸公司为什么把中国的原生生境砍掉？因为要以种植人工林来造纸。还有在造纸过程中的水污染和能源消耗。我们每个过度使用餐巾纸的消费者也逃不掉干系，因为我们这样的消费方式创造了这样的需求。塑料袋不能无偿地要，餐巾纸就是无偿地要？ 手绢正在成为一种环保时尚。一个著名导演执导的电影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绅士从走出来，从袋子里掏出来擦嘴的，不是餐巾纸而是一条手绢。这种时尚不是不可以建立起来，就像开车不是炫耀，而是不环保的事一样，就像拿塑料袋会不好意思，拿着布袋子就很安心一样。这就是一种文化。对于餐巾纸我很多年里从来不会一次就扔，反复用，我自己做手绢以后，我再用餐巾纸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手绢还可以做礼品，我这里有一条特别的手绢,一位大坪山妇女代表村民在中秋之夜送给我的礼物, 这是我此生最难忘的一份礼物了.有微笑着的太阳,三株花草 ”廖孃”两个字写在心的形状里,旁边写着”身体健康” 还有英文“HAPPY”。她流着泪给我解释这些图和字的意思.让我一定要随身带着,不要忘了她和村里人的祝愿：祝廖孃身体健康。在被深深感动的同时,我看到手绢作为礼物的作用和村民在创意产业中的潜力。在这样一个为送礼发愁的时代，手绢和绣在手绢上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汉字可以成为给自己的孩子、给父母、给友人情人表达爱意等等一些方式。我给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一个哲学家，刚去世，我想在手绢写上祭文祭拜他。 英文的内容也可以和汉字一起绣，让手绢变成今天的宣纸，载着汉字的气息到处飘。我女儿就带着一帮在美国念大学的孩子从一些名校开始推动绿手绢行动。顺便说一下我是一个幸运的母亲，有一个多年生全职志愿者女儿。今年从5月26日她刚从美国落地首都机场，被我直接转机到了成都，到9月6号我在成都把她送走去上学，整整100天的暑期都在跟我做乐和家园志愿者，手绢的项目从样品设计到项目报告和市场推广是她负责的，到哪里也都得带着这份责任。

乐和产业牵涉到城乡统筹的方式。我很质疑一些经济学家的关于跟着西方历史国家学城市化的逻辑，中国文化是乡土文化，是乡村文化，我们都知道在英文里面，家乡的意思不是乡，而是镇（MOTHER TOWM），或者城。中国农人怎么可能照搬西方的城市化的路？人均资源有限。就从经济考虑，过去的城市化是为了搞空间集约来创造效率，那是没有办法，当时没有信息产业，没有旅游业，现在完全可以用产业集约来代替空间集约，信息集约代替空间集约。 中国还是有机会的，正由于发展特别快，很多从乡村出来的人，从小农变成小资的人还是有小农的情结。中国文化的复兴可能会从乡村建设开始，乡村文化起来了以后，相信有很多人把乡村那当成点，做创意产业、教育产业的基地，当成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的回归地。

也许我们在做自不量力的事盖房子，建房的同时搞乡村经济，搞生计，把环保做在里面。未来还要推动三大产业，汉字产业、中药产业、农艺产业，再外加一个旅游产业。村里的自然资源是值钱的，现代的市场体制是没有计算自然资源的价值，农人只需要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帮他们做市场就能够雄起。我希望大坪是中国农民雄起来的典型，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富有，而且不仅仅是富有。

三、乐和养生，建立中西结合的社区诊所，开展养生文化教育。

乐和家园不光是盖生态民居，也不光是搞生态经济，还要考虑养生救生。红基会在这个项目里资助了一个乡村诊所，这对于综合建设乡村医疗系统非常地具有前瞻意义。目前我们还没有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先把当务之急的民房子建起来再说。明年春天和建公共空间一起修建乡村诊所。

一个乡村诊所，配备一个中药园，种植实用的药材，同时还提供旅游景点——药用植物园。我在北京曾住在一个药用植物园旁边，去那里打太极感觉特别好，各种药用植物营造出特别的气场和气氛。这样的植物园在很多乡村都可以做，像大坪村这样愿意发展合作经济成分的村庄就更好办了，可以有集体经营的药用植物园。那就不只是打太极了，村民的药材就地可取。我在西双版纳的一个乡村采访一位傣族乡医，他给村民治病基本是手到病除，外来一些癌症患者也来找他，治愈率很高，而他的药材基本就是来自自己所居住的村庄。现在的大坪山有大片的厚朴、川穹、黄柏、黄连的种植地，据说还可以种三十多种中药材。我们正在寻找懂行的人，为这个大坪山的药用植物园做准备。

诊所有了以后，医生从哪里来？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牵涉到农村医疗体制的改革。我们也希望乐和家园试点能够为这个改革进程贡献一点探索性的经验。 比如，找回原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或者送村里的年轻人出去接受基本的中西医培训。听一位学者说，世界至今承认毛泽东的两大贡献，一是第三世界理论，而是赤脚医生的合作医疗系统，解决了这么大的乡村人群的基本医务。我们地球村摄制组拍摄的一个关于乡村藏医的片子，讲述着乡土医生在乡村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大坪村就有几位原来的赤脚医生，有一位在地震期间一直在临时搭建的大坪山医疗站负责。但他们很难拿到认可并得到乡村医生那每月400元人民币的薪水。我们的乡村诊所究竟怎么运行，还是一个有待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不难实施的，就是把医疗和养生结合起来，通过讲座、影碟等等方式在村民中开展养生文化的教育，这样的养生文化教育和体验亦可以成为旅游者的爱好，把乡村变成城里人的康复中心。我认识一位著名的雷博士用生态食品、自然养护、心性调养相结合的办法治好了许多的癌症患者。这些方法也可以在大坪山尝试。事实上所有的乡村，如果没有认为的污染和生态破坏，都可以是城里人休养身心的康复之地。医疗和养生在这里和产业可以结合。对于那些很难找到自然养生传统的老外，也应该特别有吸引力的。

我们还设想未来的某个时候，建立中草药会馆，作为小的集散中心，展示中草药文化，发展简易中草药加工，制作黄连、厚朴等中草药的创意产品，比如：用药材标本做成高收入人家的客厅或厨房装饰。我在英国看过这样的一个专卖店，得知这类装饰品在好莱坞演员中广受青睐。那是前年我应布莱尔创意首席顾问多德菲力普的邀请到首相府的财政部长官邸做讲演，和英国的精英们互动，话题就是创意产业和可持续性。多德先生反复强调中国人敬天惜物、贵德厚生的生活方式是解决世界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的良方。他还把我带到街上看这家通过中药文化贸易发财的公司，看他们做的中药艺术标本，特高的价，特好的市场。今年多德先生又告诉我，这家公司可不得了啦，仅仅在巴黎，他家的产品就开了500家连锁店。我在想这种事中国人就不能做吗？关键是中国的小资和小农怎么联手？农人怎么和文人联手？种植者怎么和设计师们联手？这恐怕也是城乡统筹的重要课题。

四、乐和生态——建立乡村环境管理体系，对山体保护，垃圾分类和化学品安全等等进行综合的环境管理。

我们选的点，并不是世外桃源，和几乎所有的中国乡村一样，面临着环境恶化的问题。在那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石灰矿开采破坏山体。我们的压力不是斗争，而是怎么帮助他们产业置换，尽快地把乐和家园建起来，尽快地把生态农业绣工产业做起来。如果只是说这不行，那不行，是不够的， 关键是什么能行。我走环保生态这条路，走到身体，走到生计。有人怕我是纯粹的环保，这是很正常的。可是我到了那里，很少说环保，不是因为不要环保，而是更为现实的环保。我成天说的想的是养有机猪、种有机菜、盖生态房，建旱厕等等特别具体的事情。对我来讲收获特别大，我改变了很多，少说事，多干事，想办法帮助他们尽快地完成产业转型。我们也请专家去做了地质评估，要有科学根据，矿山到底有什么影响，让村民知道，用明智和协调的方式解决。村民的生态协会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理智和理性。对他们来讲，环保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保护自己的生存家园，环保只靠少数人努力，是不切实际的。和7队的矿主的谈话，我们谈得很实在也很温和。我相信他们说的：把乐和家园搞起来，他们就把矿山关了，关了半年，草就长起来了。我们是互动，在那没有廖老师，只有廖孃（嬢niang是四川话阿姨或者妇人的意思）。

关于能源问题，我们到成都郫县的安农村了解沼气系统，这个系统在大坪山可能要到生态养殖业做起来之后。又考虑那里的山林薪柴，寻找合适的节柴灶，那天和潘总一起把他捐的一台节能灶运到村里，现在正在考虑这种炉子的实验效果以及怎么和村民的厨房和浴室对接。我觉得当我们搞环保的时候，有特别多的概念，比方说不能烧柴，其实煤是最不可再生的，排放二氧化碳，也是最不洁净的能源之一。还有修木头房子似乎也是不环保，其实我听国土资源部一位专家说，现在过多的钢铁大厦是可怕的，人们总是保护植被，很少人知道保护矿产，中国把矿挖完了，就快差不多了。对于居住山中的村民，我们能做的就是首先给他们找节能的灶，然后考虑其他可再生能源。

特别想提一下和几个组织讨论论的旱厕行动。野草等成都的民间组织在灾后给好几个村庄修建一种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我们把他们也请到了大坪山，给村民讲述生态厕所的好处，在那里做样板厕。乐和家园每户人家的厕所基本都是这样的旱厕，虽然那里并不缺水，但至少可以减少水污染，还可以留下农家肥。如果粪尿不分离就会产生氨气；粪从尿分离出来再加上草木灰很容易干，只要湿度在40%以下，就不会长蛆，所以也有利于卫生，三至六个月后自动完成脱毒过程就可以回田，农家肥带来经济效益和健康食品，所以又有利于民生。把抽水马桶当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志来推广是荒谬的。今年5月在上海的国际妇女论坛上，让我讲水的话题，我全部在讲厕所。 在乡村推广抽水马桶，首先是消耗本来就稀缺的种地的水，第二是制造水源污染，给本来就难以解决的非点源污染问题雪上加霜；第三是冲走了农家肥，制约了生态农业；第四是改变了蹲厕的传统，不利于经络活动，影响健康。

过去十几年里我们地球村搞的环保基本都是生活环保，从和许多民间组织共同推动的空调节能行动到现在做的旱厕行动，红基会很支持我们的理念，在红十字乐和家园的资助项目里包括了节能炉子、免冲的厕所、太阳能路灯，还有垃圾分类桶，以及对于村民的绿色生活培训等，都是我们要逐步实施的工作。

五、乐和伦理——建设乡村文化活动站。

红基会的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难得的地方是资助了包括诊所在内的公共空间。以前中国的乡村有祠堂，作为文化共同体的载体；现在大坪山的村民将会有自己的现代的公共空间。冬天的时候我们会着重软件建设，保护恢复传统道德伦理，保护乡土文化。

在这座唯一没有被震倒的老房子里，堂屋里面贴着尊天敬德的表达，不像很多城里人, 家里最重要最醒目的地方放的是电视。我说这些农人很高贵，他们的精神家园没有坍塌。可我们很多人还在精神废墟中生活。从我接触这些村民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之间一直在互动交流，互相学习。整体意识、生态意识，参与意识、乡土意识，都是乐和伦理的重要内容。村民很认同，因为和他们的自性是相通的，也是符合他们的整体利益的。当然很多时候还是要引导，比如在考虑生态产业的长远利益的时候，再比如在协商选择聚集点的时候，有个别人觉得一心给自己的利益着想是天经地义的，但通过我们的工作使之意识到大坪山是一个共同体，谁再为自己想的太多就成为不好意思的事情。那里的很多村民，特别是生态协会的骨干，为乐和家园的项目实施贡献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认为这样为公是很荣耀的事情。荣与耻，就是在很多细小的地方慢慢形成的。

一个村庄的文化，就是一个村庄的灵魂。如果在经济上大家各自为战的互相竞争，在道义上一切向钱看，在环境问题上听任污染和盘剥，这样的村庄就是没有灵魂的村庄，几年前我曾经听北京周边一个村庄的书记说，他为了让村民做一次大扫除，也就是让村民各扫自家门前的垃圾，发了五千块钱还叫不动，最后是八千块了事。我听后真的非常悲哀，什么时候，我们的村庄，养育了五千年中国和谐文化的村庄，变成了这样。

中国乡约的基本精神是四句话：德业相劝，过失乡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这是乡村自治的基本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仁爱的精神，一切建立于集体共同体的仁爱的基础上。我们将要请有关老师给村民讲习儒、道、释、医、同时还要传习耕读传统，包括琴棋书画、歌舞拳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打算摸索出一套乡村教育的方案，让这里的孩子避免城市教育中太多地讲知识、太少讲生命，太多讲创新，太少讲传承，太多讲人才、太少讲人格的缺陷，在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教育中，包括一些绿色生计的技能教育，捡回一些失去的传统技艺，比如木匠一类的手工艺制作和中医药传承等。当然这些工作不是像盖房子那么快，精神家园的守护和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然我们还要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弟子规和电脑乃至英文都要学，能够让他们掌握现代的知识。我们得到中国扶贫协会有一个“绿色再生电脑行动”的支持，7月29号我代表大坪村村民接受了他们捐的两台电脑，几天后带到了大坪村，据说这是到达四川灾区的第一批绿色再生电脑。等物流的问题解决以后，还有更多的绿色再生电脑到那里。电脑里从传统文化到生态科技的各种软件都有，是未来形成和消费者直接联席的信息平台的载体。我们相信这些工作会帮助那儿的农人既有现代知识，更有乡土文化。

当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精神地震，把“道”给震塌了。人们还没有完全从百年的精神地震爬出来。当人们不再信头上三尺有神明，不再相信山水有灵性，不再相信还有一个宇宙宇宙天道规则的时候，当灭道、缺德、妄为成为某种现代性通则的时候，当心法崩塌的时候，还有什么人间法律能够制约人的行为？这个项目不仅重建乡村的自豪感，也希望人们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难道健康不值钱吗？幸福家庭不值钱吗？吃的健康的食品不值钱吗？到底什么是贫穷，什么是富有？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生命、生态与生活？我们希望通过乐和家园的建设，让更多人接受“乐和伦理”。

未来乐和家园的旅游准确地说不是旅游，而是观摩，对一种乐和人生的观摩。这里的民居，这里的景观，木火水金土的景观，是为村民自己的。景观设计师董靓说景观过去是为贵族，后来是城里人，我们的设计师专门给村民设计景观。不收一分钱，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农民设计景观。村民人均35的房子并不接待客人，因为不愿意打破农人的正常生活，他们的耕读生活。有的地方的乡村旅游实际在摧毁乡村的生活，原来的生存包括跳舞的意义和乐趣被商业行为毁掉了。城里人应该去观摩它，应该去在这个过程中间思考，去遥望，想想自己的生存方式，成天那么强的工作压力，连安全的食品和安全的水都成了问题，邻里之间还彼此之间不认识不理睬，活得很可怜，通过这种观摩和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们一再和大坪的村民说，未来这里的旅游不是靠奇异的自然景观，不是靠稀奇的历史文物，而是靠我们村民本身的生活，桃花源的生活：身心相合、个群相依、天人相应的生活。这样的乐和人生谁不向往，这样的乐和乡村谁不想去呢？这个乡村本身有吸引力，本身就能用这乡村的精神家园，乡村的生活方式来带动适度发展，但不会变成开发区，如果那样，这个乡村就失去本身的吸引力。生态协会和村民们一起签约同意严格控制“载畜量”，严格控制不可持续的开发，并愿意增强文化内涵，提高全村素质。我很敬仰不丹这个小国家的国王和国民,他们不跟随欧美的物质指标而坚守自己的”幸福指标体系”,我们的乐和乡村也应该有自己的幸福指标，这指标基于乐道尚和的乐和伦理。

六、乐和治理——建立生态协会和联席会为载体的村民参与机制，

乐和家园的设计和实施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的项目从一开始就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大坪这个点是镇书记鈡大钧亲自推荐和关注的；大坪山村书记廖风光在实施项目中担任了关键性角色。我应邀参与了镇规划的一些讨论和会议，还有机会给镇政府的有关成员和各村的书记和村长介绍乐和家园的理念。工作进展的各个环节，都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有效沟通。二是村民的需求和参与。项目报告形成之前，我们已经在大坪山作了许多的调研和培训。田野边、帐篷中、院坝里，和村民开了很多的会。村民热情很高，对于乐和家园的理念非常认同，让我看到生态文明在中国的乡村的深厚基础。

为了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建立村民参与的有效机制，根据地球村多年在社区推动公民参与的经验，我们建议并帮助他们建立了大坪山生态协会。 8月6日，也就是红基会乐和家园项目正式批下来的同一天，彭州市民政局就批准注册的下来了。这个协会的发起人是镇书记和村书记、彭州市政府以非常的速度完成了审批和注册。这是彭州市第一个村民组成的、以推动生态文明为宗旨的协会。也是一个政府支持村民参与的动人典型。

接着是生态协会的能力建设。我们把协会的能力建设与乐和家园的实施结合起来。乐和家园的六个方面都落实到协会。拿盖房子来说，协会里有材料部，施工部，宣传部，财务部，还有管小工的，群众工作部。协会要熟悉的事务很多，关于章程，关于分工协作, 关于组织管理和项目管理，关于工作日志，甚至关于怎么开会。。。。。。这些工作我认为就是社工即社会工作者最重要的职能。协会的能力建设就在我们和协会成员一次次的会议，一次次的活动之中进行着，我特别高兴地看到，以生态协会的理事们为骨干的大坪山村民，正以一种新的机制开始成为主体的灾后重建，成为乐和家园建设的主导力量。

生态协会从成立到运行，虽然是村民参与的过程，但是和村民的关系是万不可忽略的，必须建立在经常的互动交流的基础上，比如三户样板房的建设，就要这三户户主和协会理事组成工作小组。村民对于乐和家园的进入也是有若干程序，以保证村民的最大程度的参与：第一步是由我们和协会向村民多次讲述乐和家园项目的内容和意义并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第二步是10组、11组的43户人家全部自愿要求加入生态协会；第三步是各户写参与乐和家园建设的申请书；第四步是生态协会和村民正式签协议。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作也要得到村民的认可，认可的方式大多是按手印。有些村民开玩笑说，按手印把手都按痛了。

仅有协会还是不够的，在这个建立协会的基础之上，由村委会，生态协会和我们地球村三方做了一个乐和家园联席会，而且三方签约，每一方都有7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以保证乐和家园的有效实施以及未来的可持续性。地球村被邀请为环保督导单位，我被聘为生态协会和乐和家园的永续性总顾问。我说这可是让我最有压力的顾问岗位了。三方人员合在一起，根据各自的特长进行分工合作，村书记做总协调。三家机构的人员在责任上清晰，在感情上融洽，形成了乡村建设的一种有效的合作伙伴。

在三方永续合作的协议基础之上，建立了联合办公室，在帐篷前挂出了联合办公室的牌子，还制作了工作人员的名牌。这个联席会的功能目前主要是负责红十字乐和家园项目的实施，包括该项目的财务管理和项目推进。项目的资金情况定期在联席会公布，项目进展以及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定期在联席会上讨论。每天都有或长或短的例会，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这个建立在生态协会和联席会基础之上的村民参与机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蹲点大坪村的雷书记参加了我们三家的签约仪式，我们正在一起尝试将生态协会和联席会的机制与政府正在试行的村民议事会制度相融合。同时还要调动青年和妇女，包括儿童的参与潜力。对乡村不同类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村民社工培训，是乐和家园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可持续乡村建设的核心工作，因为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农村的核心力量。

这个乐和家园的模式在探讨摸索当中，如果称它为大坪模式，那么从传统的话来说，有乡村共同体的内涵，用现代的词儿来讲，有生态社会主义的特点。它包括了生态文明的六个系统：

乐和人居——乡村生态民居——生态文明的消费系统；

乐和生计——乡村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的生产系统；

乐和养生——乡村医疗诊所——生态文明的生命系统；

乐和生态——乡村环境管理——生态文明的生态系统；

乐和伦理——乡村精神家园——生态文明的文化系统；

乐和治理——村民参与机制——生态文明的社会系统。

在每一个系统中，又体现着五个生态文明的品质：它有合作经济的性质——集体自强，也有村民参与的成分——个人自主，有环境保护的内涵——生态自然，有尊道贵德的精神——道德自律，还有城乡统筹的安排——乡村自豪。

关于集体自强,就是合作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机制. 关于共同体的问题，如果再不做起来，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环境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说环境问题，大坪山原来没有生态协会的时候，如果有人违法砍树挖石，很少有邻居过问，因为大家觉得跟我没有关系，现在有了生态协会，就有人自己去干涉了，因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和作为集体经济的旅游环境相关。不是说“公地”必须变成私产才有人管，问题是怎么把公地变成大家的私利相关的真正的公地，那样的话，“公地的悲剧”就变成了“公地的喜剧”。中国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有着太多的公地的喜剧的经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总结这些好的经验，来思考全球化带来的“私地的悲剧”，并且用行动营造“公地的喜剧”。

再说经济效益,个体小农竞争必然进入恶性竞争,比如大坪山的黄连价格就在这个恶性竞争中一跌再跌, 得益的是中间环节,受损的是种黄连的村民,以后当这个产业有了合作经济共同体来保护村民的利益,就有了公平贸易的前提.,大家都中国的乡村是个共同体，是经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它就是和谐社会的最基本的基石。村民之间如果只是自私自利的竞争, 经济上不可能强大,社会关系也不可能和谐.。

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和谐的制度设计,特别是经济制度的设计,在我看来,乡村社会的和谐,乡村经济的成长,必须建立在合作经济的基础上,经济共同体是社会共同体的基础,而文化共同体,又是经济共同体的前提.大家如果都不认合作和和谐这个 “理”, 也就不会去构建合作经济这个 “礼”. 我愿意反复强调这个，全中国人民，所有希望中国稳定和谐的人民都不能不关心乡村共同体的问题。共同体不建起来，绝无和谐社会可言，何况中国是这么大的农业大国。这是我的学术观点和实践的观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个人自主, 村民参与, 从建房子和搞产业到搞环保, 从下而上的村民自治的实实在在的尝试，以股东和公民权利基础的个人责权利规则，还在摸索之中。生态协会是村民参与的一个载体，与政府关于鼓励村民议事小组的工作相配合，都是为了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能力和参与能力，建立村民参与机制。

第三个是生态自然, 崇尚天然、顺应自然的产业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所有的产业都要求是生态的。我们为什么不厌其烦地签约，主要是签约大家有一个承诺，不做破坏环境的产业，不做污染产业，所有的产业到房子到养生整个是绿色的。地球村一直在倡行的绿色生活方式教育也会在这里一步步地展开，并和乡土文化的原生态环保密切融合。

第四是道德自律,就是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保存和培育敬天惜物、尊道尚德的素质和修养；我们一再强调,大坪山是一个桃花源，不是一个开发区。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价值体系里,值钱的不只是钱,还有环境、心灵和健康。这里的生存和发展,是以在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价值换和世界观为指导的，是以德业相劝，过失乡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的乡村文化为基础的。

第五个是乡村自豪基础上的城乡统筹，我们已经和成都一个大社区结成意向性的合作，社区支持的农业和社区支持的乡村。统筹不是空间统筹，不是说大家都住到城里，那农民怎么干活。农民不干活，城里人靠什么统筹？不是空间居住意义上的，而是通过信息平台的产业统筹和文化统筹。统筹也不应该是把乡村边缘化的统筹, 而应该作为在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的综合乡村实力基础上的城乡统筹，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的和谐乡村作为生态文明的生长点增长点的统筹，矫正城市文明缺陷的统筹，是给处于环境恶化、心灵硬化、身体退化、文脉枯化的城市病带来生机的统筹.

目前，这个六和五自的模式还是一个理想，但它是一个正在实现的理想。我们，地球村和大坪山的村民们、与之有关的政府部门尤其是通济镇政府的官员们、周围的建筑师志愿者们、野草这样的民间组织伙伴们、北京和四川关心着乐和家园模式的学者们、支持这个项目的红十字基金会、南都基金会以及所有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支持和关注这个项目的人们，正在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在实现着这个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理想。希望它能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支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可以借鉴的模式之一。

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中国结。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怎么生存的？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我们设计了从三星堆到大坪山五行堆的旅游专线。三星堆只有礼器没有兵器的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断。五行堆的村民是人与天和，个与群和，身与心和。乐和的三个方面体现在我们的乡村生活中、体现在房子上、体现在产业、诊所和环保的管理系统里、体现在公共空间乡村学堂里。这种集体的，生态的，参与的，城乡统筹的并且乡土的中国乡村,也许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感到焦虑,在生态危机、心灵危机和社会危机中感到恐惧的人类一种新的希望和选择。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对一本关于奥运的书的导言，谈到奥运给了中国人一个提醒，让中国人赶快找自家的宝贝。它提示了中国的文化自觉,推进了从经济崛起到文化复兴的飞跃和转身——即是面向世界的转身,也是面向历史的转身。中国给本届奥运留下了51块金牌，也留下了一个历经磨难但文脉尚存的民族的思索。中国人试图以其独特的中国宇宙观,探求人类普遍的共通问题：在一个充满着冲突和危机的星球上, 人这个物种,如何求得自身以及与三千万个物种之间的共存共和? 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表露了其对于心灵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的时代, 如何从身心分裂走向身心和谐, 从天人相分走向天人相合,从个群相离走向个群相依?

我想提一下几天前我在纽约参加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时，在克林顿基金会全球公民奖颁奖典礼上的感受。这个奖每年发给来自政府、企业、慈善和公民社会的四个人，我作为今年的公民社会奖获得者说了两分钟的感言，大意是多年来我试图将西方世界的环保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相融合。身心和谐、个群和谐、天人和谐，这古老的智慧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出路，这就是, 减少对物质能源过度的消费和依赖，而发现作为快乐来源的心能和作为健康来源的体能的意义. 节物能、蓄心能、增体能的三能平衡有助于实现地球的平衡。——让我感慨和感动的是，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并不新鲜的视角似乎打动了人心，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克林顿本人下来后都在表达他们的心灵震撼以及从中的收益和启迪，我更深深地相信，我们古老的和谐智慧，不止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更是这个世界的生命诉求。而这些古老的智慧是可以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乐和家园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是一个回家人，我很幸运，好些年前就开始了面向历史的转身和面向乡村的转身,比很多城里人幸运，我找到乡村的家园。这次去四川说不辛苦是不可能的，每天深夜大家才凑到一起开例会，睡眠严重不足，在泥泞中爬两个小时上山是常事，还要不停地跟村民们说话。但是我从心底真的是很开心，就像一个回到家的孩子，又像一颗草籽，真正回到了泥土里。而且我觉得搞环保这么多年，这才是我最应该搞的工作，只要努力，一件一件变成了现实，而不是永远的呼吁。

我总是说，搞公益搞环保其实挺幸福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社会和大自然需要的事，和好人一起做事。这不，又遇到像刘加平老师这样一群好人,建筑的、环保的、社工、慈善、经济的，一群好人走到一起做好事，还有鈡书记等镇政府官员的大力支持。希望这种模式能够进一步促成各界特别是实现养生界、环保界和文化界的联合行动。环境污染成那样了，搞养生的还在那里吐纳，搞文化的在那打坐，搞环保的虽然成天呐喊，却太少过问心灵环保和生命环保，这是需要反思和调整的。

目前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修路，这段时间连续的暴雨过后，好不容易修起来的路段又被冲垮了，镇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给的几万块钱还差的很远，修造最简单的砂石路也还缺少十来万人民币。建房的资金也在筹措中，政府和红基会补贴加在一起，一共138万，要建43栋房子! 城里人138万恐怕连一套豪宅也买不了。还有就是工期，这个模式建得越快，就有很多的灾区农人受益。没车，这可是在这样的地方干这种项目最需要的工具，好多时候大眼瞪小眼干着急，体会什么叫举步为艰。人手也不够，我的那个团队也都是大学毕业一两年，有的刚刚毕业。想实现全方位的理想是缺人缺钱缺时间。我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尽力而为，同时期待着更多伙伴加入、支持！

大坪山的村民不知道谁是廖老师，只知道“廖嬢”（这里“嬢”就是村妇的意思）。 廖嬢在这里代表大坪山村民谢谢大家！

倾情共建乐和家园，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附件: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社区工作简介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简称地球村），是一个致力于生态文明教育的民间机构，199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城市和乡村绿色社区的理论和实践。

在城市社区方面，1996年，地球村和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家委会合作建立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第一个城市社区垃圾分类试点；1999年，地球村与宣武区政府合作，在建功南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模式；2000年8月，北京市政府组织一百多区长以上的干部在该社区召开现场会，这种以社区环保设施和公民环保参与机制为内容的绿色社区模式由此成为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并成为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2001年，国家环保局在全国范围内推荐出版地球村编写的“绿色社区指导手册”，地球村受邀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进行了绿色社区的讲演和培训。地球村用帮助建立社区居民议事会、举办社区论坛等方式，继续推动着绿色社区建设的深化，并以社区为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教育和公民行动，例如垃圾分类、清汞行动、绿色奥运绿色生活绿天使承诺、生物多样性保护、化学品安全与环境健康、家庭节能竞赛等等。

在乡村建设方面，1999年地球村在北京市延庆县井庄镇堆臼石村租了2800亩山林作为环境教育基地；2005年，地球村成为北京密云县政府生态县规划的生态文化建设的执笔单位；2006年，地球村为贵州黔东南州政府四大班子做的文化市场和乡村建设的讲座和策划提供了该地区生态建设的战略性框架；同年地球村编写的《乡土中国绿色丛书——村民读本》，第一次完整提出包括绿色生计、绿色生活、绿色伦理、绿色参与、绿色养生、绿色安全的绿色乡村模式，得到政府民政部等四大部委的认可，成为全国乡村图书馆建设的内容之一。 2006年以来地球村深入传统少数民族社区，用镜头记录他们的传统生态文化，探索和传播用乡土文化保护乡野环境的中国式环保之路。2008年地球村在红十字基金会和南都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地震重灾区四川彭州开始了乐和家园模式的探索。

北京地球村创办人和负责人廖晓义197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1986年在中山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 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专业访问学者；1995年回国创办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由于她在倡行绿色生活、推动绿色社区、培育绿色传媒方面的努力，曾获得 2000年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被聘为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环境顾问，当选“2005CCTV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由中宣部、环保局等七大部委颁发的“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由农业部等六大部委支持的“2007生态小康建设贡献人物”，2008年获得由国家发改委支持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个人贡献奖”以及克林顿基金会颁发的“2008全球公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