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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这一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作者:徐恺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5/11 14:37:38  文章录入:ahaoxie  责任编辑:ahaoxie

  本报记者 徐 恺

  绵阳、绵竹、遵道、青川、成都报道

  麦子又黄了。

  望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麦田,小汪(化名)思绪万千。

  一年前的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骤然来临时,他正在贵州执行一个公益项目。一个星期后,他怀着理想和激情匆匆来到绵竹遵道,加入救灾队伍。

  虽然大学本科毕业的小汪当时不满28岁,但他已有3年的草根NGO经历。而接下来在四川365天的NGO生涯,他在激情与焦虑的万里长征中艰难前行。

  “我在想,究竟该留下来换个方式做呢,还是该回去休息一下。”4月27日,小汪声音低沉,帽檐下,一脸倦容难掩迷茫。他所在的机构——遵道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即将被撤销。

  据四川省民政部门统计,去年“5·12”地震以后,国内外有上百万民间志愿者和各种NGO组织,赶到灾区从事各种救援活动。

  在紧急救援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和小汪一样,投入灾区的重建工作。根据四川省共青团方面的说法,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六七十个NGO组织,依然留在灾区。但同时他们也表示,也许有更多的组织并没有备案注册。

  对于这些留下来的人来说,这是他们非同寻常的一年。

  田野上的NGO

  如果不是5.12地震,1979年出生的杰,或许会成为混迹上海的一个过得不错的生意人。

  “我曾经有车、有房、有生意。但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杰挥舞着手,声音很大。多年前,从初中毕业以后,他就在社会上闯荡。但那场地震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大地震发生后,杰立即组织近20个“驴友”,背着专业大包,离开上海,奔赴灾区。而当时,他在上海有了自己的一家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的小型公司。在平时,他喜欢和“驴友”们一起徒步,登山,也喜欢从事一些公益活动。

  5月17日,杰赶到四川红十字会报道;19日,他被安排到安县下边一个镇,开始参与紧急救援。

  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

  看到乡下的灾民已经多天没有吃上蔬菜,孩子们的眼睛里露出恐惧和饥饿,他们立即组织一些人到成都购买粮食和蔬菜,拉回当地煮给孩子们吃。

  他们干的活跟所有其他在紧急救援阶段的自愿者大同小异:搬运物资、分发物资、抢救伤员。

  “我们当时要用车,不管大路上开过的什么车,一律征用”。谈起一年前的这段经历,杰一手叉腰,一手向前一指,模拟着当时的情形,俨然是将军回到战场的感觉。

  紧急救援阶段很快过去了。杰成立了一个组织,取名“沸腾志愿者组织”,但并未在任何部门备案。

  他认识到,紧急救援阶段是短暂的,但灾后重建过程将是十分漫长。他需要更多力量加盟进来。“沸腾”正是由此诞生。

  这个组织最鼎盛的时期,团结了近300名来自各方的自愿者,虽然到现在,这个组织下的成员只剩下杰一人——如果它还算存在的话。

  紧急救援阶段之后,杰们转向了“社区建设”:帮忙为重建家园的老乡照看孩子,把无所事事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在帐篷里为他们上课,游戏;同时也忙着通过外部资源,开始为当地学校建立图书馆。

  “可以说,我们建立了板房学校最早最好的图书馆。”他微笑着,很是自豪。

  不过,现实的情况,杰有些不满意。

  在河清镇中心学校,杰带着记者走访了他们为这个拥有1000多名学生的学校建立的图书馆。

  图书馆占据了板房的三间屋子,但图书架只占有了其中的一间,其余两间房子一间摆满了纷乱的课桌,各种体育用品;另一间摆满各种纸箱。用于图书管理的电脑也被随意地挤在一个角落里。

  杰说,图书馆建立之后先是由志愿者协助学校管理,后来因为人手有限,就移交给了学校。“一共募集了10000多册书,这里只有五六千册。”杰指着书架涨红着脸说,“我相当于给这些书判了死刑。”

  一起陪同的该校老师不好意思地说,板房实在是不够,所以现在只能将图书馆占着他用。

  完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到2008年10月,杰的主要方向转向了农村建房。“那时候我发现,这边的建材水泥一个劲地涨价,而且小工工价也涨。”杰回忆,“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来帮乡亲们建房呢?我老家安徽可是建筑大省!”

  杰选择了河清镇周边的乡镇。他有两个“小心眼”:一是那个地方他做志愿者的时候没去过,人们不会认为他利用做志愿者的资源来进行牟利活动;另一方面,那个地方被认为是轻灾区,社会资源较少,更需要帮助。

  “重灾区房子塌了,直接重建就是了。但在这里,房子没塌但都是无法居住的危房,要重建还得把房子全部拆掉。但政府的补贴只提供给重建房屋。”杰带着记者围绕一处农家房屋观察,一边指着房屋墙上那些半个手掌大的裂缝解释。

  杰的办法是,在他的家乡安徽挂靠一个拥有建筑资质的公司,然后以这些公司名义在安徽召集施工工匠。他说,如果利用灾区的工匠,一个是他们建筑技术赶不上安徽,另一方面他们每天的工价居然达到200元。而他从安徽召集来的建筑工匠,每天的工价只需要100元。

  “造价下降不少。造好房子,外墙贴上瓷砖交给乡亲”。

  杰起初曾经打算和当地政府谈谈,以这种低于当地的造价但又能滚动发展的方式与政府合作为灾民建房,但未果。他只好独自行动。

  “我从上海带出来的钱大约有30多万,做了一年的公益,现在所剩下的不超过10万元。”杰说。

  到目前为止,他已完成了20多栋的乡村住房重建。虽然时常会往其中贴钱,但他始终有个理念:以这种方式帮助灾民也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来到四川后,杰再也没回过上海。他将他的公司以及上海的还在按揭的住房都盘给了他的哥哥。哥哥给了他20多万的现金。

  4月23日,杰带着记者参观他在田野之间建好和正在修建的房屋。他阔步走在乡村泥泞的小路上,每到一处都有乡亲热络地招呼,有的还邀请他打麻将。他不断通过手机,安排着电工、泥水工以及建材购买的工作。

  他俨然成了一个快乐的“乡间包工头”。

  不过,对于这样的公益活动还能做多久,他也不清楚。他的想法是,当他只剩下3万元的时候,他也许会离开这里,重新做些小生意。

  理想与现实之间

  如果说杰是一个固执而倔强的弹簧的话,小汪就更像一条不急不缓的小河。

  这个身形瘦小,老是带着帽子的年轻人,总是细声细气,眼睛里闪烁着与他年龄不符的复杂情绪。

  有点忧伤,有点疲惫,有点悲悯,有点迷惘。

  在他到达遵道的头一天,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就成立了。这个组织由几个不同的机构发起,其中有企业,有NGO,其上是当地共青团机构。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当地政府让出的几间板房里。该机构为志愿者分派工作、出具证明,同时也代表当地政府对外部资源进行协调。

  作为社会志愿者的代表,小汪在这个机构里任总协调。

  这个机构有着自己的远景规划,总体指向社区文化建设、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的帮扶。

  它一时成为各路志愿者来到遵道的一个“圣地”。最多的时候,它团结起了300多名志愿者。

  “我们有些很好的计划,但不得不承认,有好多由于具体原因,后来都没实行下去。”小汪叹口气说,“想做的事和拥有的资源之间,总是存在矛盾。”

  这种感觉不仅仅是小汪一人才有。

  大家对NGO究竟是什么东西,志愿者又是怎么回事,当初都不十分了解。一位镇团委书记回忆,她当时对突然涌进来的志愿者觉得十分奇怪,因为他们大讲什么救灾经验,而这些经验在她看来,十分新鲜又新奇,她不得不对他们保持着十分的警惕。

  “只是因为当时政府确实缺少人手,我们才答应他们留了下来。”她回忆。

  由于各方面对NGO的了解不多,这其中包括政府、民众,甚至也包括NGO自己,对自己在中国的行事路径和方法缺乏了解,各种现实的烦恼常常让他们困惑。

  一直在宁强和青川之间从事灾后重建项目的小彭,也常为一些琐碎的事情所苦恼。

  小彭所在的是一个挂靠在国家扶贫办下面的一个国际机构。在宁强和青川,他一直代表机构执行着灾后重建的项目。他们一般会通过当地基层村组织,对资助对象进行筛选。

  “有时候下去核实,发现个别的家庭不符合资助条件,就不得不将他们从资助名单上划掉。”他说,“但是这些家庭就会不断来找你,和你争执,理直气壮地要求资助”。

  他的做法是,自己掏钱给他们。“已经自己掏了4500元”。那相当于他从机构中领取的一个半月的工资。“没办法,不能让这些争执影响了项目的执行。”

  还有的村民,先答应着按照符合资助要求修建自己的住房。可是拿到部分资金之后,他们依然按自己的想法修建,根本不管他们自己的承诺。

  他感叹,NGO的力量与政府比较还是太小。“政府的一句话,比NGO几年所做的还有成效。”他也因此有个设想,通过与基层民众和基层政府的交流,形成层层向上的反馈机制,最终能给高层提供一些决策参考,最终争取能更大范围的惠及民众。

  “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做事,但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也不知道究竟能做多久。”

  显然,灾区NGO的现状,成为研究我国NGO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中健康成长的标本。

  小汪说,在国外,NGO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在相应土壤上的产物。而在中国,NGO是在外部影响下产生的事物,它们出生之后,还得回过头来推动自己周边的环境,让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

  小彭则认为,国外的环境和中国的环境大不一样,因此作为一种民间力量,NGO在中国只能是尽量争取政府的支持和合作,采取一种“合乎中国的方式”,才能生存和发展,“公益是一个事业,需要各个方面共同推动”。

  NGO的困惑

  志愿者面临的困惑还不止这些。

  一年前成立的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就让小汪很困惑。

  它成立之初的誓言是至少运作两年以上。然而,时间不到一年,该机构就面临着被撤销的命运。而在此以前的2008年10月,该办公室被改编为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司,而且还做了近两年的发展规划。

  小汪的说法是,撤销的原因是社会自愿者和主要的某企业发起人之间,在机构发展方向和做事方式上出现了矛盾。“大家已基本没办法进行任何工作沟通。”小汪说,“我们也懒得管他们,自己按自己的方式去做。”

  “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该机构一位领导人则这样告诉记者。

  而这一年间,另外一些乱象也让杰很是“恼火”。一年前,他的沸腾组织中不少志愿者因为爱心和热血,理想和美德战斗在一起,但后来,有的志愿者却离开沸腾后,想法设法去骗取不良钱财。

  记者重回震区的日子,当地媒体正在热炒两个新闻。一个是:一名为曹云的志愿者,以在抗灾指挥部有熟人关系可以介绍业务为名,在收取了三名货车司机的11万元之后突然消失。杰说,此人原来就是他成立的“沸腾”组织的志愿者。后来这个人出去自己成立组织,拉走了沸腾的一些志愿者。

  而另一个新闻则涉及到一个叫胥波的志愿者,他在挪用了所服务的机构2万元资金之后,被机构所发现并报案。

  这个机构有一个颇有气势的名字:NGO备灾中心。张国远是这个机构的执行长。这位1979年出生,江西财大的毕业生,说起话来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气势如虹。如果仅从外表来看,他更像一位事业有成的白领。

  张国远说,这样的事情,给还活跃在灾区的NGO脸上很是抹黑。不过,他说,“我就觉得应该曝光,而且也是我们主动对外披露的”。披露此事以后,资助人并没有因此而对他们机构产生恶劣印象,反而主动增加了50万美元的资金。

  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在张国远提供的简历上这样写着:张国远,男,生于1979年8月,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攀枝花市东区委员会常委,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警风警纪监督员。

  他还在2004年6月-2008年5月任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任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并在2007年5月兼任攀枝花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至今。

  张国远在地震灾后的NGO圈里是个名人。因为他曾任“民间组织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总协调人。该组织由全国120多家民间组织组成,于2008年5月13日至2008年5月30日之间存续。

  张国远说,事实上他当时并无意就任该组织的总协调人一职,因为民间机构一向比较敏感,尤其在大灾期间,又是如此大的规模的组织。但大家推举他的原因,在他看来就是为了更好地筹资,因为在以往的工作中,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筹资。在这个方面有着优势的资源。

  “我思想斗争了几个小时。”他说,“因为有不小的风险。”最后他还是出任了该职务。

  后来出现了他所担心的事情。由于“民间组织就在联合办公室”是个临时机构,所有筹资只能以张国远个人账户进行。他迅速被相关方面注意,并被带去问话。

  “幸好,我把律师天天带在身边。”他笑着说,“所筹资金全部采用的是个人委托的方式筹集,没有触犯任何法规”。

  在该机构存续期间,在成都市拥有自己的物资仓库,最多时候每天有40多辆货车将救灾物资拉往灾区。在短短的十八天里,该机构发放到灾区的物资价值达1200多万元。

  该组织解散以后,张迅速成了“NGO备灾中心”,并在四川省民政厅注册。到目前为止,他的机构已经筹款700多万元,并在灾区投入项目,但没有和任何一家国内基金合作。

  混沌中的触摸

  无论如何,本土NGO就这样在混沌中发育起来。经过了一年,从无到有,从稀少到蓬勃,带着自己的渴望,也带着自己的缺陷。在自我的发育中向周围的人们传播着一个公民社会的基本理念,同时也教育着行业自己,要摸索一个正确的方向。

  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是自己和他人的思考对象。

  小汪回忆,在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成立,也曾经一度拥有可喜的局面。他提供的资料表明,在这个机构,不但形成了与当地政府很好的协作局面,还形成了自己对志愿者的培训体系和严密的工作流程。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只帮忙而不添乱,查缺补漏”。立足以社区服务和恢复、发展社区生计为切入点,在国家重建灾区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充分发掘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将遵道镇建设成为社会服务体系相对完善、社区生计得到较快恢复、本地文化与环境友好,具有较高治理水平的和谐乡镇。

  他们有自己的长期目标:推动完善社区的社会服务体系;恢复和发展社区生计;建设一个多方参与、平等议事的灾后重建民间综合服务平台;协助、发展社区自助组织,实现社区的自我重建和可持续发展。

  他们为自己设定了两套策略:一是在遵道镇10个村1社区均建立“社区中心”,逐步提供图书室、文化娱乐、信息咨询、技能培训、课外教育、弱势人群福利支持、心理援助等服务功能,并在2-3年内协助本地志愿者完全接手对社区中心的工作。

  其次是建立社区住房重建担保基金,为居民的住房重建提供抵押担保,并参照小额信贷管理模式协助本地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居民共同建立起贷、还款及过程跟踪机制。结合其他外部资源,力争在2009年协助社区完成大部分住房重建工作。

  当初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的工作设想是3年,甚至更长。小汪等早期机构负责人的设想中,专业化的志愿者需要进行相对固定期限的服务,减少流动。遵道镇重建需要的专业化服务,也将以项目的形式,面向所有的NGO组织进行招标。

  “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容纳不同的NGO来工作。”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理想。

  2008年6月21日,友成基金会和绵竹市政府在成都联合召开重建论坛,众多国际国内的NGO组织和学术机构参加。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作为样本,被与会者反复提及。

  当时绵竹市副市长罗登亮甚至宣称,绵竹市政府已在开会讨论,计划仿照遵道镇NGO的工作模式,在绵竹市内推广,以尽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资源,加快绵竹市的经济重建。

  “也许要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够。”小汪的语调依然平静。

  但是张国远对国内NGO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戏称,有些NGO的目标“比联合国还大”。

  他认为,国内NGO目前的状态是专业性极差,资源重复浪费严重。他分析,国内NGO是因为汶川大地震才大规模诞生的,是一个新生事物。不少的组织什么都在做,在专业性上很成问题。

  他说,NGO组织必须在专业性上进行反思。最好的结果是通过竞争,淘汰掉一些不专业的机构,剩下一些专业性强的机构。“那样也许更利于民间机构的发展”。

  “如果有一笔钱给我们,但不符合我们的发展理念,我们宁愿不去做。”张国远说,这就是他们机构现在的状态。

  但是要解决专业性又何尝容易。无数后来成为NGO工作人员的人,第一步都是从志愿者做起的。而这些人来到灾区,大多数只是因为人性善良部分的激动,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和理性的选择。

  一位如今已经成为NGO工作人员的志愿者说,她当时看到地震发生之后,在家里为自己的过去忏悔了一个月,然后来了再去。这位年轻的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曾经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享乐青年。

  而另一个至今仍在灾区服务的从志愿者做起的NGO工作人员,很明确地告诉记者,在到来以前,他根本不知道NGO是什么,也不知道志愿者究竟怎么回事。在他看来,这只是他人生的一个经历。“如果现实情况不允许,我明天也许就会离开”。

  他至今向他的家里隐瞒了他工作的真相。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记者走访的一些NGO中,发现几乎每一个都在做社区图书馆或者学校图书馆项目。有意思的是,在某板房区的图书室里,记者竟然看见一整套中国先锋作家文集,摆放在书架上,一看就知道自从放上去就从来没人动过。而有的甚至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放上了寿险销售手册之类与孩子阅读毫无关系的书籍。

  NGO备灾中心在洛水、汉旺和都江堰都有项目办公室。其主要的定位集中在进行社区文化建设、就业培训等方面。据介绍,该机构汉旺板房区项目点,其社区活动中心每月服务人次达到9000余人。

  但是小彭,一位为自己机构在后继项目执行上而苦苦思索的NGO工作者,在考察过后提出了一个疑问:在板房区结束以后,他们怎么将这种成功的模式移植到分散居住的乡村呢?

  “我们也在探索。”该组织的另一位主要成员,坦率承认。

  但小汪还是要离开这里了。4月30日,他在遵道自己的板房里,整理着自己的房间。退出遵道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的报告已经写好递交。

  就在第二天,作为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的开篇活动,为期三天的国际热波(成都)露天音乐节将正式开幕。

  当地媒体报道,2009热波(成都)国际音乐节以倡导公益为主旨,将携手国内外超过十个公益组织,在音乐节现场的公益展区内通过捐赠、展览、游戏等方式宣传扶贫、帮农、助学等公益事业。透过音乐节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支持我国的公益事业,让全国民众继续关心支持四川灾区重建。

  音乐会的场地,在一个房地产商提供的露天场地里。在现场放眼望去,四周的田野里都是成熟的麦子,金黄日胜一日,在激昂的音乐里随风摇晃。

  仿佛点头也仿佛在摇头。又仿佛是在像正在远去的小汪们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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