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NGO转型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最近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资助草根的行动，4月13日，向打工妹之家捐助10万元用于设立“打工妹法律援助工作站”，5月13日，又向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捐助13万元用于妇女法律服务。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京扬介绍说，“因为生自民间、服务民间，草根组织在服务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国家法律赋予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应该利用现有资源，跟草根组织合作，共同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葛道顺预见的中国公益机构的发展走向一样，基金会将分疆而治，一部分具有募款资格的基金会将会细分为资助型基金会，另外一部分则分化为执行型或者运营型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现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刘京扬说：“法援基金会逐步将资金转赠给一些有业务能力的草根组织和各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推动法治社会的进步。”

　　其实在这之前，一些GONGO已经向草根组织发出了一些信号。例如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会员名单中，已经出现了像“社区参与行动”、“惠泽人服务机构”等一些机构的名称。尽管这种二级社团的合作方式还未明朗，但是至少一些自发组织已经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社团身份。

　　去年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将许多草根环保组织“尽收囊中”，尽管有人对草根组织被收编表示出一种忧虑，但从规范草根组织发展的角度上看，草根组织参与这样一个松散联盟，也许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江上舟也承诺，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争取要超过年度收入的90%，公益服务方式要逐步由运作型转为以资助型为主，通过公开、公平的招标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实施公益服务，提高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这些信息表明，许多GONGO在变革中已经注意到跟草根合作是一种相得益彰的事情，而不再视草根组织为多余的绊脚石；而GONGO的主动也不是草根组织被动接受施舍，而是利用自己的业务能力赢得更好的发展。

“自家亲”能解决远虑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既取决于GONGO的成长也取决于草根组织的成长，两者同样重要。在过渡阶段，中国的草根组织将是作为GONGO的补充而存在，GONGO做不好或没做好、没有做的领域，草根组织可以弥补其不足；而在未来，理想的模式则是GONGO作为草根组织的补充而存在。凡是草根组织能够做好的，就由草根组织做，而GONGO只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草根组织无法承担或做不好的领域发挥作用。

　　这样的理想肯定会实现，然而草根NGO当下的生存依然面临许多困境。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康晓光认为，目前所有的NGO要生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政府不反对；社会需要；海外愿意资助。“这三个条件要同时具备”，康晓光说，“缺少任何一个，NGO都会很难生存。”

　　但是这样的断言也许会改变。尽管大部分草根NGO属于这种情形，但GONGO却并不一定属于此类。《公益时报》版“慈善家排行榜”数据分析显示，中国本土慈善家正在承担中国公益事业脊梁作用，但是这些善款的流向一个是《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口准许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另外大多数都流入GONGO，境外捐款对于GONGO来说，尽管还是资金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已不能称为制约GONGO发展的“生命线”。

　　的确，对于草根NGO来说，开发出稳定而持续的资金来源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没有法定的公募资格，对调动资源几乎没有什么经验，他们靠组织者的个人资金或国外基金会的项目经费来勉强维持运转很难发展壮大，明显倾向于寻求国际资助，这是发展初期所必须的，这些资助在短期内会对它们有所帮助。

　　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明显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草根NGO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很可能还会继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税收的稳定增长，国际发展的机构，特别是附属于外国政府的一些机构将在未来几年里撤出中国。它们不再认为在中国开展大型项目是合理的，从而会将它们的资源转到更穷的国家。专家认为，在以后若干年内，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NGO组织为日渐减少的国际资助而相互竞争的局面。中国草根NGO的资金来源关键还是早日得到本土的资源。

　　因此，GONGO与草根NGO的合作能尽快解除这种忧患。

兄弟磨合

　　中加合作服务办公室、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杜洁认为，GONGO和草根组织应该有两种关系。有一个理想化的想法是更好地团结，形成一个网络，信息交流相互合作。同样草根组织也不能认为自己是草根的，就该离得GONGO远远的。草根应该依赖GONGO扩大自己的影响,GONGO也应该利用草根组织。

　　同接受境外资助容易受到控制、草根NGO缺乏自主性发展的忧虑一样，有人担心接受了GONGO的资助，会偏离自己的发展方向。

　　 对此刘京扬认为，不管是GONGO还是草根NGO，共同的目标是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对各自领域的民众做出推动性服务，而不是过分强调组织的原则，只要公民精神能够认同，没有不可解决的矛盾。

　　杜洁建议，对于一些挂靠在GONGO的组织，也该跟GONGO有分有合，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目前有些很好的草根组织，都在远离GONGO，这样也不是很健康，应为双方更好地合作。

　　“妇联在做联合国项目的时候，也跟草根组织合作，共同作培训。但是这种工作方式如何机制化和制度化，还是需要探讨。有意识地创造机会让草根组织和公众参与，这种机制还是很弱。”正如杜洁所说，GONGO与草根组织的合作，还只是先觉者的努力，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曾在研究中指出，影响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一个制度瓶颈之一是一部分有官方背景的ＮＧＯ对资源的垄断和不平等竞争。市场经济需要打破垄断，搞ＮＧＯ更不应该有垄断。民间组织缺乏竞争，对组织本身，对整个行业发展都没有好处。

　　合作或者竞争，都是一种有益于推动公益事业发展进步的磨合，是兄弟亲情合理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