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WWF调查，在过去的50年间，由于不合理开发等原因，中韩两国损失的滨海湿地已超过40%。

让黄海生态区颤抖的，不仅仅是滩涂、湿地的减少，还有工业污染给海域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沿着黄海海岸线修建的大量化工厂区排放的大量废弃物，成为黄海生态的第二大杀手。

紧邻黄海的江苏是最明显的例子。曾长期在江苏从事环境调查的环保人士王成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从2005年开始，连云港市燕尾港临港开发区内进驻的化工厂越来越多，给黄海生态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沿着海岸线方圆数十公里内，化工园区星罗棋布，令人感到压抑。”

因为沿海，所以方便排污，而且不易被人发现——这是一些厂主给王成的解释。

在以化工产业闻名的江苏盐城，本世纪初曾多次爆发水污染、有毒气体扩散事件。为减少风险，一些经营者相继将原本建在内陆的厂房搬至海边。伴随而来的是，2010年在有关部门的监测报告中，连云港和盐城大量工业园区附近海域的水质状况变为劣Ⅳ类，也就是“极差”。

“走到海边，到处都是黑色的脏水和污泥，还有难闻的气味。”王成认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必将危及海洋的自我净化系统，“大海就要死了”。

工业污染带来的是大自然的报复。人类向海洋大量排放含氮和磷的污染物，不仅引发了赤潮，也引发了浒苔大规模增多的“绿潮”。从1998年开始，绿潮频频进袭青岛，给当地的渔业和海洋运输造成巨大损失。

不成功的项目

湿地缩减、化工污染、赤潮频发……黄海生态频频告急。作为中韩交接的海域，黄海生态危机很早便引起两国有识之士的关注。

2007年，WWF联合中日韩三国有关机构启动黄海生态区保护支援项目。项目资金来自日本松下企业，金额在百万美元左右，由WWF（中国）主要负责实施。

其实，早在2000年，WWF就在全球发起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的活动，并确定了238个全球最优先保护生态区。黄海生态区规划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此后，三国科学家根据海洋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等6个生物类群对栖息地的需求，开展了多次海上考察，并确定了包括长三角、黄三角多个城市在内的23个优先保护区域。

整个项目为期7年，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以短期、小规模的宣传和保护活动为主。第二阶段至今年3月已经结束，主要通过建立示范项目区，与当地政府共同开展保护工作。

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示范建设区，辽宁省鸭绿江口湿地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地处中国海岸线的最北端，为华北和东北植物区系的交汇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

2010年，WWF为示范区提供了约100万元的资金，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按照1：1的比例提供配套经费。“我们能够选中鸭绿江口这片湿地，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很大关系。”周宇晶表示。

3年来，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宋伦和同事一直致力于这片湿地的考察和保护工作。据他介绍，鸭绿江口湿地是北迁涉禽的最后停歇地，每年超过50万只迁徙涉禽在这里停歇觅食，其中东亚—澳大利亚鸻鹬类是迁徙的主要种群。

“根据2010～2012年的调查结果，鸭绿江口滨海栖息地主要面临滨海栖息地环境破碎、潮间带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三大问题。”宋伦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根据他们的研究，新建港口对鸭绿江口湿地的影响最大。大东港区的建设占据了大量滩涂、近海海域，严重影响3万只涉禽和水鸟的觅食环境。另外，鸭绿江口潮间带生物多样性较低，自然种群退化严重，群落结构发生明显演替，生物量更新速度缓慢。

同时，来自鸭绿江和大洋河等7条河流的陆源输入以及海水养殖排污、营养盐输入的不断增加，导致当地赤潮频发。有毒赤潮通过上级食物链蓄积为贝类毒素，直接威胁到涉禽和人类的生命安全。

目前，黄海生态区保护项目已进入第三阶段，WWF和相关科研机构正着手项目成果的汇编工作及经验推广。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尽管这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却依然无法遏制黄海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遗憾

长达7年的“拯救计划”终于进入尾声。不过，在这项看似持久浩大的工程中，WWF实际并未直接投入过多的人力，而是采取经费支持的方式，让黄海生态区的各个社会组织参与其中。

“拯救黄海，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光靠科学家呼吁、政府提倡，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周宇晶解释说。

事实上，这种方式在初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WWF审批的10多个项目，都顺利通过了专家组的验收。

回顾这些年的工作，周宇晶有很多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整个生态区的生态环境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比以前更糟，其中尤以河北、山东、辽宁等黄三角地区最为严峻。

“这个项目在示范地区可能取得了成功，但从整个生态区的情况来看，我们原先的设定可能都被推翻了。”周宇晶说，比如之前确定的23个优先保护区域，如今很多已经失去保护的意义。也就是说，保护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开发的速度，“这个项目还没有结束，这些地区就已经被人为占用，彻底消失了”。

在2012年的一次迁徙鸟类观测和研讨活动中，科研人员发现有两种过境黄渤海的候鸟死亡率急剧上升。这成为黄渤海生态急剧恶化的又一个刺眼信号——将有越来越多的候鸟会因找不到往日的栖息地而饿死。

在参与此次活动的部分学者看来，围填海工程盛行才是黄海生态区面临的最致命威胁，因为即便是国家级的鸭绿江口滨海湿地也不得不为港口建设让步，其他湿地的情况可见一斑。

有生态学者认为，对湿地进行保护，就是对黄海生态区最大的保护。近海养殖的无序行为、化工企业非法排污等，则被归到次要的威胁。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黄海生态区保护项目始终处于不断调整中。最初，研究人员打算通过各种生态恢复措施，使黄渤海的渔业资源得到保护和提升。但经调查发现，这一海域的渔业资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捕捞殆尽，恢复起来难度非常大。现在所说的渔业，其实主要以近海养殖为主。

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WWF主要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来保证项目的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类似渔业协会、海洋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力量依然弱小，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这一点和日本反差极大。日本的各类民间组织已经强大到可以影响政府决策了。”周宇晶说，但即便采取依托政府部门的项目推进方式，他们也经常会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的工作方式困扰不已。

现在，周宇晶对于通过科研报告影响省一级乃至中央决策层进而采取行动的方式已没有当初那么有信心，“因为这个过程很漫长，很多时候这些生态区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已经消失了”。而如果采取直接和地方基层政府合作的方式，又存在地方决策执行权限受限的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生态污染问题。

作为黄海生态区保护项目的另一实施方，韩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据韩国海洋研究院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韩国在务安郡也设立了一个示范建设项目基地。与鸭绿江口滨海湿地不同的是，由于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和保护措施到位，当地原生湿地保护良好。

得到WWF提供的资金后，务安郡在示范区内修建了大型湿地保护宣传中心，定期邀请周边居民前来体验湿地生态。同时，他们在发展湿地生态旅游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或许是未来中国在保护黄海生态区方面可以借鉴的地方。”该负责人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冀望

针对鸭绿江口滨海湿地，宋伦建议，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严格控制围填海工程的规模，避免海洋工程导致生物栖息地的进一步丧失。同时，严格控制入海污染物排放，积极开展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计划，特别要加强海水养殖污染管理。

他同时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建立湿地生物资源保护与种质库，并通过在近岸湿地种植芦苇等方式，构建湿地污水净化系统。

在周宇晶看来，宋伦等学者提出的基于生态管理的示范项目建设措施具有向外界推广的意义，“鸭绿江口滨海湿地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黄海生态区湿地所面临的问题”。

“关键还是需要政府部门对黄渤海地区的生态建设有一个科学、合理、前瞻的政策规划，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周宇晶认为，中国政府应像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对海洋资源进行功能区划，将黄渤海地区的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划定为重点管控区域，并实施严格分类管控的制度安排，严格审批限制围填海工程，切实保障生态湿地和候鸟栖息地。

另外，国家应对渔民的近海养殖进行合理引导，对用药、养殖方式、捕捞方式进行合理规范，以实现海洋与沿岸居民的和谐共存。

“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意识没有到位，无论决策者还是普通人。”周宇晶表示，下一步将会把这些年的调查结果和分析报告交给有关部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他们还在筹备成立一个“黄渤海专家委员会”，继续为黄海生态保护区摇旗呐喊。(记者 彭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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