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记者 陈媛媛

　　一个人永远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

　　他们因为一个偶然契机，与环保结缘，并逐渐成长为一位“民间环保专家”。“驴屎蛋儿”由一名坚定的“反焚烧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垃圾分类处理的倡导者，并通过“绿房子”积极探索实践垃圾分类；巴索风云同样是坚定的“反焚烧主义者”，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他不仅转变为一名垃圾分类处理的倡导者，还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卢为薇和范涛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北京蓝天，并把这种关爱传递给打工子弟……

　　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怀着个人的环保梦。他们把想法付诸行动，用行动坚持环保。如果说媒体成就了他们，不如说是时代成就了他们，这个时代背景下，他们身上了体现出的“公民责任”，让他们熠熠生辉。

　　如何更好地利用民间智慧，激发公众参与环保的热情，并给予支持指导，是一个成熟的、有智慧的政府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以何种方式参与，如何表达诉求，则是身处这个时代的公民应思考的问题。

　　7月27日，“绿房子”开始试机。黄小山一边观察设备的工作状态，一边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有机垃圾处理的新创意。中国环境报记者 陈媛媛 摄

　　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从反焚烧到倡导垃圾分类，再到自筹14万元，建起社区垃圾分类处理站“绿房子”，他走过了自己的环保路

　　7月27日上午，北京市昌平区纳帕溪谷社区后门外，十多家媒体的记者不断汇聚到河边的一座“绿房子”前，这个由北京市民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自费建立的社区垃圾分类处理站，当天要进行垃圾脱水试验。

　　面对几位美女记者伸出的录音笔，黄小山侃侃而谈“绿房子”的设想和所要实现的目标。采访多次被后到记者的问路电话打断，面对不断增加的新闻媒体数量，黄小山用“出乎意料”来形容。

　　连日来，在“绿房子”建造的过程中，不断有媒体、专家、政府官员和环保民间组织的志愿者造访，驴屎蛋接待了一批又一批。

　　绿房子试车

　　10点30分，试验开始。20平方米的“绿房子”里立即人满为患，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对准“绿房子”的心脏——专吃“湿垃圾”的垃圾破碎脱水机。

　　满满8个大桶菜叶、西瓜皮等共80.6千克厨余垃圾，缓缓顺着机器的进料口，经过切割、破碎、挤压、脱水，污水通过水管导入下水道，脱水的残渣被机器排出体外。加工后的厨余垃圾重量减了近一半，仅剩42千克左右，体积少了3/4，仅仅装满两个桶。黄小山对这一试验结果很满意。

　　“中国垃圾水分之高，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黄小山说。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达到1.8万吨，其中6000吨是水分。在他看来，环卫部门在运输含有如此高水分的垃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恶臭、遗撒等二次污染，而且运到垃圾填埋场后，还会产生渗滤液，政府还需要投入巨资处理，每处理一吨还要支付80元～100元的补贴。而“绿房子”则把脱水处理提前，不仅避免二次污染，节省运输成本，还给政府省了不少投入。

　　“如果‘绿房子’覆盖全市，那省的钱将数以亿计。”黄小山说。

　　按照黄小山对中国垃圾处理现状的分析，打开垃圾分类难的症结在于，垃圾要干湿分开，定时且实名投放。“绿房子”负责承接居民与环卫部门两个环节，居民只需将垃圾干湿分类，“绿房子”的工作人员把湿垃圾脱水，把干的垃圾进行详细分类，一些可回收的拣出来留下，其他的和脱干的垃圾让环卫部门运走，“绿房子”实际上是对要焚烧垃圾的一个“预处理”系统。

　　“绿房子”目标是对附近2000户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回收其中有价值的资源，试图最终用科学的数据证实垃圾的资源和财富价值，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帮助。

　　从反焚烧到倡导分类

　　两年前，黄小山正成功地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住在高档别墅，在其人生规划中，从没和垃圾联系在一起。

　　2009年，北京市宣布将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边上建立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填埋厂附近的居民出于对垃圾焚烧危害性的恐惧，强烈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建立，黄小山和邻居一起游行，被警察第一个带走。

　　当时，北京、广州等地不断有公众站出来，反对在自己居住小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被妖魔化。黄小山也在网络上化名“驴屎蛋儿”，反对北京在阿苏卫建立垃圾焚烧厂。

　　“是政府让我卷入这场垃圾纷争中的，于是我就中了垃圾的魔。”黄小山多次这样说。2010年初，一次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的深谈后，王维平将其推荐给北京市政市容委，作为市民代表随政府去日本和澳门考察垃圾焚烧。

　　去之前考虑的都是更好的技术、更先进的设备，但考察中，黄小山的观念有了转变，认为垃圾处理过程中垃圾分类很重要。

　　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在各方对垃圾是否应该焚烧争论不休时，黄小山由一名坚定的“反焚烧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垃圾分类处理的倡导者，他提出:“垃圾可以烧，但一定要在垃圾分类的基础上。”

　　这时，很多反焚烧的盟友开始骂他，说他被政府“招安”了。

　　“我发现北京垃圾处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末端的烧不烧的问题。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垃圾分类的理念也非常重要。我认为从源头对垃圾进行分类，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第一步。”黄小山说。

　　黄小山主张放弃以极端方式与政府“死磕”，力图以理性的方式对话，受到政府的欢迎，他为此成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座上客。

　　在与垃圾处理专家、环保民间组织的接触和熏陶下，黄小山逐渐理清了垃圾处理的症结，成长为一位垃圾处理的“业外”专家。

　　动嘴不如动手

　　2010年，北京市政府在600个居民小区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2011年垃圾分类的范围继续扩大。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垃圾分类遇到很多问题。有人能自觉分类，有人就做不到，一些垃圾清运车将居民辛苦分类的垃圾混合运到垃圾填埋场，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公众和政府相关部门相互指责的现象。

　　黄小山想在自己的小区建一个垃圾分类站，实实在在、系统性地进行二次分类，来帮助老百姓把垃圾分类完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步的分类运输、分类收集、分类处理。

　　动嘴不如动手。经过一番酝酿之后，黄小山将自己的设想递交给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春节刚过，市政市容委就打来电话，先是感谢我对垃圾处理项目的关心，接着就说，我的这个想法不错，支持我去尝试。”黄小山说。

　　有了政府部门的表态，黄小山心里踏实了。他把自己的设想放在网上，全国各地有多家企业主动与他联系，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和不同企业来谈。为了节省成本，黄小山曾尝试自己设计生产垃圾处理设备。

　　经过半年努力，在政府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绿房子”终于建设起来了。

　　用黄小山自己的话说，搞“绿房子”出钱又出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想指责谁，也不想抱怨谁，只想用事实证明，我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做好的事，政府更应该有能力做好。”黄小山说。

　　这时的黄小山以不再维权为行动的前提，他用自己行动和影响力推动着政府、专家、公众思考垃圾处理的问题。

　　环保民间组织自然大学校长冯永峰非常赞赏黄小山的努力。在冯永峰看来，中国环保问题的出路在于公众。之前维权的居民大部分是“苦闷型”或者“仇恨型”。但黄小山等人的出现，超越了维权的基本层次，开始向区域公益、社会公益的更高层次转变。

　　很享受这个过程

　　一路走来，黄小山坦言很享受这个过程。

　　他常常为自己想出的精妙主意拍着大腿为自己叫好，脑子里除了垃圾还是垃圾，最后，黄小山索性从律师事务所退出，全身心地投入到垃圾处理的事业中。

　　为了提高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绿房子”将靠回收从垃圾中产生的废旧资源维持运营。如居民交来一些废纸、饮料瓶等有价值废品，将会获得“绿房子卡”，现金直接刷到磁卡里，居民可用磁卡到一些合作单位(例如超市)购物。

　　黄小山以旺盛的精力推动着“绿房子”项目的实施。在他看来，垃圾处理产业是一个大产业，潜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垃圾经过分类后与相应的回收链条对接，每年产生的经济效益将十分可观。为此，黄小山成立了“驴屎蛋儿”谐音的绿斯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酝酿成为一位垃圾商人。

　　在公众眼里，黄小山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款爷，尽管白发丛生，却留着莫西甘头，衣着鲜艳，开着林肯领航者，脑子里总想着做公益；在媒体的眼中，他是一个出新闻的人，观点新颖、思路清晰、语言生动鲜活，拿之即用；在政府的眼中，他作为公众代表，理性，不偏激，建议意见符合实际，支招不添乱。

　　其实，黄小山有自己的“狡黠”，他不动声色地玩转与各方的关系。“‘绿房子’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注定要失败。”黄小山多次通过媒体示意，希望能得到政府支持，牵头推广“绿房子”，或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维持“绿房子”的运作。

　　而政府相关部门也是应声接招，近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邓俊主动前往“绿房子”参观，了解黄小山的需求后，表示将对“绿房子”给予支持。同时，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已将“绿房子”纳入社区垃圾分类前端设施研制及标准制定试点。

　　按照黄小山的设想，“绿房子”要能够实现垃圾的减量，同时还能盈利，就具备推广的价值。

　　“主烧派”代表人物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给“绿房子”泼了些冷水。他认为，成功的前提必须是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居民的配合和自觉是关键，这需要时间的检验。至于是否可推广，徐海云表示要视数据而定。

　　一切需要用数据说话。从8月起，环保民间组织将派出志愿者，协助黄小山运作“绿房子”，分析每家每户的垃圾，记录每袋垃圾中有价值的物质等。黄小山说，他们将采集一个月数据，统计垃圾中到底有多少可利用资源。

　　“只有真真切切地产生了经济效益，才能真正推动垃圾分类。”黄小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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