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夏日,阅读有些寂寞的清冷季节中，读书界同时推出以散文写作著称文坛的作家写出二本的自传；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余秋雨《借我一生》。他们不约而同的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正面的叙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的真实，同时也不约而同的遭受到同一时代人的评说。我对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引起我的兴趣是：这种用散文的笔法，用亲历的生命经验去叙述文化革命时期的这一文化现象。

两位当代散文作家，面对青春时代的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他们叙述究竟有多少历史的真实呢？代表他们叙述的自传所呈现的那段时光，又有多少能够得到同一代人的认同呢？人们对于作家的敏锐的才思掩饰不了的那段历史真情的重新阅读，他们究竟在何处发生了叙述的奇异呢？为什么同一段文革的历史叙述，会引起与他们一起同行的人，这么多褒贬不一的回应呢？

期间，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文革历史中曾经共同走过来的一代人，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理解自己曾参与其中的文化革命运动呢？当时，他们又是在青春萌动的时期，狂热的坠入到历史的创造和革命的运动中去。不论怎么去撰写，这段曾给他们心灵史上制造巨大伤害的历史事件，还没有远去。它们的影子还笼罩在这一代人的心灵之上。尽管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了，生活的情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内心里遭受到文革运动改变和扭曲的文化心理意识，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和阅读里，对于我们的心灵，去理解文革中的自我——构成了一种审判、反思和追问……

两位散文作家，几乎同时推出自传，他们分别叙述了各自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身置在北京、上海两地，参与到文化大革命具体情况的描述，又同时都撰写了在高校的背景下，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具体事件和人物；正是这些涉及到仍然活着的人与事的判断和叙述，引起了当事者的直问和对叙述是否虚假的怀疑。

一个人的记忆可能局限于具体的事情，而看不到事态的整体；就是有些亲历的事件，也可能带着过多的个人情感色彩，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叙述心态返回到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真实中去。他们曾经做过的，曾经在形势所迫违心说过的，他们曾经在那段历史中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轻易逃避的政治质问和责任。是思想者或作家的局限性，不能够超越那个时代，你所有的叙述如果更多的带着今天的目光，或有意的制造一些人为理解的困难，自传就成为一种辩护，一种为历史曾经不这样发生而进行了一次掩饰或修辞。

写作者的动机是从自我的回忆中——全新构筑一个个人历史的真实。可是许多活着的人，曾与你一起走过来的人，虽然零星的散落在各地，却没有彻底的遗忘自己的记忆，以及诸多亲历的事情。历史的叙述不在于重新给予它什么，而是同时代人中以及相关的人和事，为什么突然有如此强烈不同的反响。

我觉得是：对文革的历史清算，从个人的口述与写作历史才刚刚开始。每一个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内心中都有一本心灵的自传。它不是以今天的某个作家成功的身份来诉说的。究竟谁说的正确呢？或许这是一个不能轻易判断的问题。因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灵，仍然有文革时代的余风和流韵，也有它的余悸和风潮。

正如历史上，犹太人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军国主义面对南京大屠杀，前苏联面对古拉格劳改营，这悲壮残酷的历史，对于继续写作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求真的生命——他寻求的是整个民族一部心灵史。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一种历史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参与和怂恿，狂热和冲动，伤害与逃避等，这构成了普通人历史的真实，不是可以用文字抹去的。自传的历史回避不了这阴影般的罪恶，并且它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上潜行。我们不是要粉饰自己，而是要揭露自己，忏悔自己。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的面对自己心灵的自传。自传不是一个可以用漂亮的文字一带而过就可以洗刷的罪恶。

整个民族都应该书写心灵的自传。忏悔的自我，这攸关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攸关下一代人的心灵的成长。周国平和余秋雨的自传，表达了他们这代人，是否难以忏悔笼罩在自己心灵之上的阴影，或者说缺少深刻自我批判的反思能力。成功的散文写作，是不能够代替对历史的罪恶清算。而伪饰的自传又是对历史另一次犯罪。

真正的心灵写作是用真诚的心和深邃的思想，进入那个特殊的历史时空，将自我与他人的历史事件彻底还原。而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一种觉醒和彻悟——从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去洞彻，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对那个时代投入过多的热情和政治盲目，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思想贫乏和浅薄的标志；他们后来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以及内心中成长起来的良知，不足以构成对那个时代的重返。在心智上恐怕很难说成熟，道德上也很难说是提升了，思想的反思力还不够。所以，自传的推出，自然陷入到一场褒贬不一的处境。真正的自传者对于生命的理解方式，应该是博大、真诚、宽容和自信的，不回避自我曾经做过什么，也不伪饰什么。

周国平、余秋雨以散文的方式撰写的自传，投射出一代人心灵受文革阴影笼罩还没有散去。他们的内心还没有足够的平静、宽容和真诚，以及相应的理性思考的高度；或者说他们还缺乏撰写文革时代心灵史的准备；这个刚刚开始触及到的灵魂深处的一段艰难的历史。同时，周国平余秋雨又是大胆而率直的，他们的笔触已经触及到这一历史心灵阴影的一角。

我们的历史中，有太多的人不能触及心灵的真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沾染上了伪饰自己的卑劣。对于中国社会思想的批判和民族精神的反省，是应该同时在个体经验中成熟起来的。真正的忏悔不是一本自传，而是应该在活着的同时代人中，将历史的真实自我，凸现于这个喧哗的世界。我们内心的平静和纯粹，才是一种真正的平和与大气。忏悔的精神如果已经来到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精神中，我们就会对今天的一切事情，怀有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敬畏，我们不再狂妄或轻易的判断自我，而是从内心深处检讨自我，去发现一个民族在忏悔的过程中如何获得新生，这才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更生的自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