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政党总是代表着一部分特殊人群的利益，它们的组织与建立通常是经由自觉地遵循着政党的社团化和民间化组织起来的原则，而不是与政府平行和并立而行方式；它多时通过民间组织、政治团体和企业捐款形式作为基本运行体制。政党财富的来源多是来自民间社团捐赠和政治筹款，或者是党员交费，它们共同构成了政党财富与资金来源，才可能保障其政党机制正常的社会运行，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实行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作为保证。

 

但是，中国政党却享受着政府财政巨大的拨款支持，不论是执政党还是许多民主党派，它们同样都属于财政系列拨款供养系统；它们像吮吸着国民财富，占用着社会公共资源，它们并不创造社会财富，这一现象在世界政党政治中非常罕见。政党财富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资源，因为它具有剥夺公众社会财富的嫌疑，使人们对其占有社会公共财富与资源合法性提出质疑？！那些服务于政党活动经费，大多时从政府财政预算中支出；党员交费只有占很少一部分。因此，我们改革政府预算体制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要首先停止对政党进行拨款，使政党完全应在社会与民间社团支撑的基础谋取经费，不断地获得政治发展，而不是从国家财政中进行索取，寄生在国家财政税收体制之中，这不符合政党政治发展的规则。

 

取消了财政拨款之后政党，这才可能保证中国政党在政治生态上的平衡性；因为，政府对政党巨大财富积累和每年巨额财政投入，其实都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是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积累，而不是用来进行政党政治投入的需求；用纳税人的钱投入政党，这违背了纳税人个人意志，也违背了国家财政支出原则；将属于公共财政的钱投入政党政治中去，因此而失去了政治平等性、公正性、公开性和透明性。这种由政府财政拨款而造就的政党政治，缺少了民间社团与社会公共性基础；所以，中国政党政治不正常的现象就在于它的基本运作方式方向偏离了政党政治的生态平衡性。

 

从西方政党的发展来看，一般都是通过民间社团和企业捐赠获得政治资金，这种民间化和平民化政治运行机制，才是西方政治民主选举制度的社会基础；而我们的政治却是由财政供养，这一性质区别说明了，中国政党还未能具有真正民主化意识与实践的可操作性，它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与政府依附性；这种由政府财政供养政党，通常不具有独立性和自由性，缺少创新的政治活力，往往会给政府财政增加过重的负担，使政府与社会失去了政治中立性和自由性制度安排。

 

多年来，我们的政党政治属于公务员化，财政拨款化，它们寄生在政府行政肌体内，失去了政党独立和自由的特点；长期以来政党政治养成了贵族化、特殊化的政党阶层，养成了被政府豢养的状态依附性；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政党体制缺乏活力与创新生机，逐渐地丧失了社会群众基础，而容易导致政党腐败现象出现。将政党财富从政府行政拨款体制中剥离出来，并且将无偿占用公共社会财富也归还于民众，真正意义上取消国家财政供养政党的体制，才能可能实现民主社会改变的第一步。

 

当一个政党同时与政府处在同等位置时，它不仅仅消耗着巨大社会公共资源，也浪费着太多属于社会民众的财富。不结束这样状态从何意义上说能够建构中国社会的民主制度体系。因此，民主社会的改变必须从政府行政拨款中开始切断对对政党供养关系，将政党资金来源建构在社会民间组织和企业和政治组织捐赠基础上，才可能保证中国社会民主力量强大起来，真正意义实现政党政治自由化与独立性；否则，只能会出现政党财富越来越吸附更多国民财富，更多造就特权化阶层，也导致政府财政背负不起这巨大消耗公共财富亏损，中国政治也会由此变得更加专断和腐朽，丧失了融入世界未来的政治活力与创新性。（2011年2月4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