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社会失去了共同精神纽带的高度复杂现代社会中，对不同政见与观念与价值和世界观宽容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话题。因为，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将更多的陌生人相聚在城市空间的时候，要想在超越陌生化的血缘和家族之上，建立起一种现代性社会团结的基础，这是当代社会的政党政治、以及社会组织和民族国家体制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何将无数个人意识凝聚起来，并赋予它们更加凝固与团结的合作精神，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建构起一个面对全民开放的公共性政治话语空间，开创并满足诸多不同政见者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公共领域，这是源于言论自由和结社与出版自由的宪政问题。因此，一个社会对于不同政见者所持立场，关系到如何建构一个包容性和多元化社会管理体制问题。也是检验一个社会制度中民主包容性和宽容性标准；可见，对不同政见者的宽容，不仅仅是一个放弃政治迫害与压迫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社会能否建构起来关键问题。
可以更多包容多元化的政治、以及宽恕各种不同政见者思考自由的问题，同时它们也是对传统社会僵化政治的思维突破与冲出；因为，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政治实践信念：保证个人自由最大化与个体潜能最佳化发展社会体制，必然是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精神与自由为前提的，它贯穿着这样一种社会的民主精神，任何凭借个人私利以及党派利益阻碍和不公正和排斥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它们注定是要失败的！
全面解禁意识形态的控制，开放不同政见表达的舆论自由空间，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进行社会公共舆论辩论和讨论，全面推动思想自由和言论的正常化，建构起多种开启民间的舆论平台，并保障其通畅和引导性，这是因为时代政治民主化进程需要新的政治思维：自由必以宽容为基础，政治必以不同政见者来共同建构！政治改革方案的选择必须通过公共意识空间的舆论讨论，才可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而达到最大化的包容性和宽容性，这才可能重构一个未来民主社会化的中国。
建构一个宽容和包容各种不同政见的意识形态政治平衡机制，这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民主导向超越稳定性之上政治具有说服力，因为中国革命是通过暴力革命获得合法性地位，我们不会再一次希望通过革命暴力推翻现有政权力统治的合法性，必须通过建立包容性和宽容性政治诉求，保证中国政治变革始终都在合法性运行框架中进行，并且通过公共空间开放性形成了受到不同政见者更加广泛的支持者，因而才具有了避免暴力政治革命的免疫力。在政党实践领域与国家统治领域内，应学会站在非阶级化和非暴力角度认识问题，从传统僵化的政治思维中解脱出来，通过政治的宽恕和包容性，建构起一个可以容纳多元文化和多样性政治背景的以及不同政见的重叠共识。这可能是中国执政党难以跨越的地方，但是，也是必须面对或做出回答问题；政权的稳定必须要受到民众的支持，自然就愈来愈多面对不同地政见者愿意，既做到了谨慎处置，又能够积极面对他们进行对话，才可能化解政治矛盾与冲突；否则，统治会走向反面，政权的解体也会随之而来。
寻求不同与政见者进行对话与协商机制，这是全球化政治时代，通过创新的政治与改变传统政治基础带给未来政治一种全新理念和可操作性的实践。因此，未来的政治制度体制改变，首先就是要从广泛的不同政见者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包容它们的所有提出政改方案和议题；从民智和民主精神中获得更多思想资源，全面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化管理与对思想自由的控制作用。目前，最需要变革的就是对不同政见者的解禁、关押和监控；特赦那些不同时期的持不同的政见者，使他们获得自由思考的权力，同时，也让他们肩负起国家民族的希望，与此进行积极对话，并且启动其政治的商谈机制，化解彼此之间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矛盾与仇恨，创造一种包容和宽容的政治机制，满足他们对中国社会政治介入的实践性，也回应了他们强烈的政治诉求。因为只有极大调动和激发起不同政见者政治热诚和冲动，才可能释放出改革的能量与后劲，彻底改变现实社会中缺少变革力量的一元化政体，改变日益趋向保守主义和集权路径思维方式，才可能给予中国未来提供更多政革方案，使我们的政治改革具有更广泛民主基础和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表达自由支持。
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曾经讲过：政治是人类自由表达，应被视为为做一个持续的任务。（《哈贝马斯》117）在民主社会之中，执有不同政见者应该有着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个问题毋庸置疑。但是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缺少一种容纳其表达自由公共空间，尤其在于中国目前这样的社会之中，创造一种可以宽容其不同政见的社会公共舆论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如若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自由发表政治见解的平台，如若不能保证言论自由开放性，就可能真正意义上丧失了政治发展的活力。因为，不能对不同政见者更加宽容一些，这个问题起始于意识形态控制和稳定政治权力需要；长期以来，因为缺少对不同政见力量作为参与力量政治认同，也就缺少了对其进行政治监督与批判性的政治力量尊重。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说：宽恕不属于司法范畴，甚至属于伦理、道德范畴。正如阿伦特所言，宽恕必要的条性，是因为宽恕中断了报复的循环。（《德里达中国讲演录》55）你所必须宽恕的，正是那不可宽恕者。如果我只宽恕那可宽恕者，我就没有真正去宽恕。（50）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宽恕是无条件的，即使有罪者没有要求宽恕，没有表示悔过，也没有任何和解、重构的迹象，也要给予宽恕。但是，在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中，宽恕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罪者请求宽恕，表示悔过时，才能给予他宽恕。（48）其实，德里达所指，宽恕意味着宽恕不可宽恕之事，宽恕是对不可能性的反思。宽恕是一种赠与，赠与也意味着给出不可给的。（46）从这个意义讲，我们中国社会对政治犯罪宽恕应该有一个大跨越式的理解，因为长期以来受到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影响，我们对于政治上不同意见者，完全采取了非人道的做法，其实背离了当代政治变革性。因为，当代政治力量改变教育了我们，必须放弃暴力革命，必须放弃阶级斗争，重新界定敌人和朋友关系，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压迫性，重新认识普适化与多元化世界文化，在政治体制中必须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对不同政见采取更加理性的方法对待，而不是打压和驱逐或灭绝，而是在可能宽恕条件下尽快宽容他们的罪过，既是从今天来看他们历史上有罪，也应该做出适当谅解与和解姿态，因为其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个人伤害，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机制获得赔偿，包括精神与物质方面损害。
因为只有极大开放与解禁思想的自由，才会对不同政见采取更加温和的态度与立场，才会创造出新政治体制容纳下诸多不同政见者的愿意，才会呼唤一种尊重底层和民间思想意识，因为，不同政见者出现，可能因当时政治环境的条件所限，缺少自由表达的平台，缺少政改的宽容性和公共化的弹性空间，或者说更加缺少一种对不同政见的理性分析和政治包容性。
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开始拥有了一种包容性和宽容性心态，去面对不同政见者时候，这才可能是回归到了对人性之善的尊重上来，回归到了保障个人自由全面潜能发展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持续地解除特权化的优越性和官僚主义作风存在与发生，才可能重建一种平等的对话和协商机制，重启一种适当的政治妥协机制，它们可以使我们形成一个重叠的共识的基础之上，满足着那些包容性、交叉化的理想多样化的追寻，最大化程度达到政治的包容和宽恕性，才可能造就一个新的中国未来政治局面。因为，正当性和公正性的政治诉求，首先满足人民自由性思想表达，满足每一个人参与和影响政治决策公共建构性，这才是一种时代民主思潮不可改变历史趋势。（2011年2月9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