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气候有些反常，2月中旬，立春已有半月，竟然下了一场遮遮掩掩的雪。城里的雪很快就融化了，而远在东郊的宋庄，气温似乎确实低了一两度，雪竟有寸余厚。　　

　　吴幼明把腊肉、腊肠、腊鱼一排排挂在院子的屋檐下，衬着院子里的雪，一片丰收的景象。

　　这些腊味是从老家黄石寄过来的，他亲手捆扎，塞满两纸箱，如果装得下，父母会要求把家里所有的腊味装起来，快递至北京通州区宋庄镇。
 
  　　春天的院子

　　本来，吴幼明急匆匆地赶回北京是为了避暑。老家黄石，气候更为夸张，干旱燥热，有时气温竟达26度，夏日仿佛越季而来，人们褪下棉衣，轻装走亲访友。回京之前的某一天，吴幼明带着老婆周丽骑车出去兜风，未骑多远，汗水微浸衬衫，吴幼明停了下来，抬头望天，对周丽说：“咱们还是回北京避暑吧！” 　　告别父母，火车一直往北，一个晚上，就从黄石到了宋庄的租住院落，从夏日到了冬天。

　　胡吗个的院子就在吴幼明的隔壁，萧条错乱得多，竹子已经冻死，屋檐下的燕子窝也被吹落在地，去年入冬以来就一直没人居住。这个院子是在吴幼明的介绍下租下来的，作工作室，里面还摆了两张高低床，想做沙龙，供朋友开会、郊游之用！其实，这周围相当一部分院子都是在吴幼明的介绍下租住进来的，吴幼明有“宋庄交际草”之称。

　　宋庄的许多院子都是胡吗个那里那副德性，一到深秋，寒意刚至，租客们纷纷撤离，缩进城里各大小区的楼房，享受暖气。

　　“艺术家的院子”只是一个可供“远观”的东西，一个诗意的词汇。在夏天热乎时，你可以在里面吃西瓜、晒太阳，欢实地扑腾；一旦冬天来临，有人就会退缩逃窜，一如当下的艺术市场，扛下去的才是真主人。

　　到北京去

　　1989年夏季开学，湖北宜昌，高二学生胡吗个正在为学业发愁，当然那个时候他还不叫胡吗个。他选择了理科班，但成绩平平，相貌平平，更麻烦的是他迷上了流行音乐，张雨生、小虎队、姜育恒什么的，听得他如痴如醉，没心思学习，一有空就会往磁带店里跑，看着一张张专辑躺在柜子里，就很享受。在这些磁带中，有一张叫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让他觉得有些特别，他记住了那个名字：崔健。

　　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中央美院学生方力钧却在为毕业发愁，他要在两居室和自由之间做出抉择：学校推荐的工作是北京造币厂，那是一个传统，美院的很多学生都会分到那里，工资不错，还有两居室，但必须坐班。方力钧觉得用青春去换两居室，代价太大，他更喜欢不受约束地在野地里、在冰天雪地之中去混去跑！他选择了后者，做了一名“盲流艺术家”。

　　这一年是很多人的发愁之年，南京某空军吴姓老兵也在发愁，明年就要退役，是留在南京还是去上海？总之，回小县城做一名化肥工人那是他所不愿意的。四年前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去从军，就是为了奔向大城市。吴姓老兵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喜欢弹琴唱歌，唱《外面的世界》，战友们听得羡慕不已时，他暗自下了决心，要去搞音乐！多年之后，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左小祖咒，真的成了一名摇滚歌手。

　　1990年春天，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90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呼吸”、“眼镜蛇”、“1989”、“宝贝兄弟”和“ADO”这六支乐队粉墨登场时，左小祖咒刚刚退役。那年他20岁。他拎着一把吉他，一台单卡录音机——熊猫牌的，还有被子，坐着舅舅的卡车去闯荡上海滩。为了生存，他做起小贩，最开始是给别人转录港台流行歌，一盒四块五块，后来专门批售打口带，推销给文艺青年。

　　当祖咒正在复旦大学兜售磁带时，一个叫田彬的人溜达到了北京大学附近，他是《中国美术报》的编辑，其实这份报纸早在前一年12月25日就宣布了停办，田彬和同为编辑的栗宪庭、丁方一起失去了公职，成为自由人。相信那是一个晴天，田彬不知怎么走到了圆明园福缘门村，有人在巷子里晒太阳，田彬发现那儿房子很多且便宜，紧邻福海，可以游泳，于是就搬了进去，有些像《桃花源记》。

　　不久，和他来往密切的方力钧也搬了进来。他俩共用一个院子，三间房，中间是堂屋，两人各占一边。热情好客的两人把这里租金便宜的消息四处散布，圆明园画家村的大规模聚集就这么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一拨又一拨的艺术青年开始投奔圆明园。他们来得义无反顾、大义凛然。像南京的画家徐一晖，有一天在街上碰到栗宪庭，栗宪庭说你跟我去北京吧，徐一晖往塑料袋子里装了两件衣服，上衣口袋插了一把牙刷，就跟着走了。他俩路过山东，画家鹿林已经下海，搞装修，整日挎着大哥大、骑着野狼摩托车在济南街头飞驰，栗宪廷和徐一晖告诉他：北京有个画家村，鹿林二话没说，扔下工程队，扔下老婆和儿子就到了圆明园。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圆明园之于艺术青年们就是延安，盐水面加画布就是小米加步枪。　

　　那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年代，为了自由，艺术青年抛家离职，或者干脆拒绝了分配。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喊一句“圆明园，秋高气爽”都可以成为诗的年代！

　　1993年5月，左小祖咒终于从上海杀到了北京。不过，他并没有去热闹的圆明园，最开始，租住在朝阳门内某破院里。因为那间房子隔音很差，不适合摇滚，祖咒就试着给行为艺术家张洹打了个传呼。张洹很热情，就说你骑车到什么地方，倒什么公共汽车，我在哪个口等。那是长城饭店旁边的路口，当时长城饭店后面还很荒凉，他们路过一个湖，湖里还有死猪，很臭。左小祖咒对这个地方很不满意，热心的张洹还是找到一个干净点的院子，好说歹说，把他留了下来。院子所在就是大山庄，现在的朝阳公园，日后，左小祖咒将和一群行为艺术家在此创建“东村”艺术区。

　　左小祖咒有备而来，他带了600张打口碟，这是他在上海活命的买卖；还带了一个小弟，负责在北京继续售卖打口碟，维持二人生计。祖咒将抽身出来，全身心写歌，“我来北京就是要搞音乐的，虽然成形的歌儿也没有，吉他弹得一塌糊涂，但是我的思想已经成熟了，就会相当自信！”

 　　在这一年的三月，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成立，新生代摇滚青年有了组织，北京开始了以迷笛学校为中心的摇滚村庄聚集：东北旺、树村、霍营，这些村子的村民不知道，好多被摇滚乐迷奉为经典的歌曲，最初版本都是他们先听到的。

　　聚集在东北旺、树村、霍营的摇滚青年许多是被另类明星的光环所感召。崔健、“黑豹”、“唐朝”、张楚、窦唯、何勇的专辑相继出版，他们的声音出现在电台里，照片出现在杂志上。摇滚青年们互相传阅，并强调说借了要还。关于崔健的军装、“唐朝”乐队吉他手老五的每日八小时苦练琴技、张楚的19岁退学流浪，就像摇滚界的老三篇，口口相传，不断诗化。摇滚青年们听得热血沸腾，他们是工人，他们是退伍军人，他们是青春叛逆学生，前赴后继地赶往北京，苦练技艺，渴望成为光速吉他手，渴望成为鼓王，渴望成为最孤独的歌手，在舞台上被灯光追逐。

　　两年后，1995年8月，师大毕业生胡吗个没有回老家报到，他拎着吉他还有被子挤上北上的火车，老家火山村没有人唱歌，整个五峰县也没有人唱歌，胡吗个想试试。

　　那个时候火车还很慢，要20多个小时，从武汉到北京。第二天清晨，从北京站钻出来，胡吗个就听到了京腔京韵。没错！和崔健《北京故事》里的一模一样。大街上跑着黄色“面的”，没人注意到这个一手拎琴一手抱被的小伙子，胡吗个的手紧拽了一下。

　　不久，“圆明园”和“东村”先后遣散，胡吗个想，还算不错，他赶上了理想主义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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