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水价应该怎么调整才算合理？清华大学水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水网总编辑傅涛认为，无论从供水成本、健康要求，还是水资源保护角度看，水价调整都应体现其资源性产品的应有价值。为保证水价公平合理，超额水费应纳入水价范畴，而水资源费应在水价外征收。

　　低水价的现状需要调整
　　水价反映其资源性产品的价值，才能真正促进水资源保护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水资源的战略价值，今年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更是深化了这一点。傅涛介绍，水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我国应把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全方位节水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用水价格成本所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例不到1％，远低于世界银行建议的3％～5％。低价不利于资源保护，福利性的低水价不能更好地促进使用者珍惜水资源。

　　据了解，我国成品燃油价格从10年前每升两元多，增加到目前每升8元左右，每年平均增长约为25％。钢铁、土地、有色金属等许多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都处于快速增长通道。然而，同为资源性产品，我国供水价格近10年来每年平均增长约5％，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加上污水处理费，居民支付的总用水费每年平均增加9％左右，也远低于其他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增速。

　　傅涛认为，多年来，各地水价虽然有所上调，但上涨幅度不能与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从适应经济发展、保护战略性资源的角度出发，低水价的现状需要调整，水价必须反映出其资源性产品的价值，才会真正促进水资源保护。

　　水价调整有没有好处？
　　合理水价可促进产业调整和升级，约束城市膨胀性发展

　　水是企业生产的必需品，对于一些核心城市来说，过低的水价会吸引更多耗水性企业，不但客观上增加了本来就紧张的水资源使用量，也不符合核心城市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要求。

　　在我国，广州、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都存在水价过低的问题。以广州为例，中国水网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国36个大城市里，广州水价排倒数第四。过低的水价制约了广州市对耗水产业的挤出，而大量的耗水企业不但消耗了水资源、加剧了水危机，也阻碍了广州从生产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傅涛介绍说，水资源短缺对城市整体发展的制约可以通过水价进行调节。对于核心城市而言，如果水价提升，一些耗水型企业的成本也将提高，他们就会选择其他水价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

　　此外，生活成本的提高，会减少涌入大城市的外地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目前存在的“大城市病”。但是，提高水价也要考虑生活困难的人群，要对已经在城市扎根的困难人群进行用水补贴。

　　什么支付方式更合理？
　　对于供水这项非全民享有、且严重不均等的准公共服务，采取“谁受益、谁付费”的“受益者支付”原则更公平合理

　　供水服务属于准公共服务产品，虽然具备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但供水本身并不能算全民性服务。傅涛分析，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差别，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能享受到供水服务的人口只有4亿多，广大农村人口很难有机会得到这项服务；由于区域环境不同，即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供水服务水平也不尽相同。二是人群差异，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比较而言，前者对水的使用量相对较多。三是用途差异，供水不仅民用，也包括工业和特种用水，中国是世界工厂，低水价相当于用我国并不充裕的水资源补贴世界水资源。

　　因此，对于供水这项非全民享有、且严重不均等的准公共服务，采取“谁受益、谁付费”的“受益者支付”原则更公平合理。城市居民和企业在享受供水服务的同时，应该支付因此产生的成本。如果水价特意调低或持续走低，使受益者不充分支付，就意味着三种形式的额外补贴:农村补贴了城市、穷人补贴了富人、中国补贴了世界。

　　傅涛表示，“供水服务理应由享用的主体付费，并按照不同用量来划定支付标准，充分体现公平原则。”在享有服务的群体中，并非所有人接受的服务都一样，即不同群体的用水量有一定变化，以用量为衡量标准，多用多付、少用少付。

　　怎么优化阶梯水价体系？
　　把超额水费纳入水价范畴，以平衡整体水价和基础水价

　　傅涛提出的水价“受益者支付”与“阶梯水价”概念相似，在各地水价调整计划里，施行阶梯水价也成为首选方式。

　　傅涛说，阶梯水价有利于促进用水公平，因不同级差的超额水费，应纳入整体水价范畴以平衡水价。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介绍，在北方城市，三口之家每月用水量在13吨～15吨之间；即使对于南方人来说，三口之家每月正常用水量也应该在15吨左右。

　　中国水网曾对8个实行阶梯水价的城市用水基数进行统计，每人每月用水量为5吨左右。其中，广州和深圳设定四口之家的基本用水量均为22吨，平均每人每月为5.5吨。

　　由此看来，价格调整对于基础用水量之外的部分影响较大。傅涛认为，真正贫穷的人群一般不会很浪费水，因此也很难被执行差额水价。对于这一类群体，政府应采取相应的补贴。施行阶梯水价时，“收益者支付”必须与对“低收入者的保障”同步实施。

　　同时，因为阶梯水价采取超额用水累加计费的方式，超额用水部分涨价水费的归属将成一个讨论话题，这也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之一。傅涛说，这部分费用的使用一定要透明、合理，否则容易引起公众误解。但是，国家有关政策并没有对此明确规定，各地政府对于超额水费归属的处置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深圳的超额水价由政府用于节水等公共开支。对于即将实施阶梯水价的广州市，1月29日正式进入立法程序的《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中，规定了供水过程中加价收费资金的管理方式:超过基本定额标准的加价收费，由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代收，全额上缴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用于改水、节水的相关工作。

　　傅涛认为，如果阶梯水价的超额部分放在水价组成之外，相当于政府财政从在本来就很困难的供水价格又抽取了一部分费用，客观上减少了水价的总体收入，必然抬高基础水价。虽然，目前国家现有的政策文件没有明确此部分收费的归属，但是为了防止居民水价提高过快，对超额用水采取累加收费应纳入水价调整，以平衡整体水价和基础水价；政府用于改水、节水的相关工作的费用可由财政另行解决。

　　水资源费为何该单独收？
　　水价附加了非“价格”内容，水资源费计入水价客观上提高了水价，不利于水价调整

　　虽然水价上调是大势所趋，但我国目前调价仍处于困境。傅涛认为，水资源费计入水价，客观上提高了水价，不利于公众了解真实的水价，建议在水价外征收水资源费。

　　我国目前的水价因附加了很多非“价格”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并不能反映真正的供水价格，也不能让公众真正了解水价上调的增长因素，供水整体价格的增加因此遭受更多民意阻力和公众质疑。

　　傅涛介绍，目前城市水价由四元结构组成，即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标准由政府确定，不需要按照价格进行听证和成本管理，最终进入政府财政。污水处理费属于环境水价，一般也由供水公司代收，后进入地方政府财政。严格来说，污水处理费不是一种价格，却是水价部分里硬性的增长内容。在水资源费仍然归入水价征收时，其上涨必然要求水价相应上调。

　　水资源费作为一种以水资源保护为目的的行政性收费，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水资源税，其计入水价，有两个主要问题:客观上提高了水价，不利于水价调整，也不能强化水资源保护的目的；事实上造成了供水企业的重复交税。因此，傅涛建议，将水资源费从水价中剥离出来，单独征收。他说，单独征收水资源费不仅可以强化这部分费用于水资源保护的目的，也可以进一步明细水价内容，让水价整体变小，减轻水价上调的民意阻力，解决供水企业重复交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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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2011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大城市水价(含供水价格、水资源费等，不含污水处理费)均逐步走高。从整体调整幅度来看，2011年与2002年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市自来水价格分别上涨48％、58.25％、46.67％、53.33％，广州、北京的水价调整幅度相对较小。其中，北京在2004年和2009年有两次水价上浮，上海在2008年和2010年有两次水价上浮，深圳在2011年进行水价上浮，广州在2006年时有一次水价上浮，然后水价至今未上涨。目前，四地水价每立方米分别为:北京2.96元、深圳2.3元、上海1.63元、广州1.32元，最高价格是最低价格的两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