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需定供”水模式缺憾凸显
――当前我国长江中下游旱情解析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显著
昔日的“鱼米之乡”为何会遭遇如此严重的旱情？
国家防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是因为降水严重偏少。据分析，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与多年同期相比偏少4至6成，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少年份。进入5月份以来，虽然降水较前期略有增加，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部分地区降水与历史同期相比仍偏少2至4成。另一方面是因为江河来水严重不足，水位严重偏低。受降水明显偏少影响，长江中下游主要江河累计来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1至7成。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陈振林在5月31日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说，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持续偏少的主要原因是大气环流异常，冷暖空气不匹配，北方冷空气势力强大，向南扩张明显，南方热带系统不活跃，水汽输送条件弱，不利于冷暖气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难以形成有效降水。
“全球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越来越显著。”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教授马静对本报记者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气候变化对我国水资源数量和时空分布的影响越来越显著。集中体现为降水过程和产流系数发生变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加；冰川消融速度加快，加重了以融雪为灌溉水源的灌区旱期水资源紧缺状况。
水资源短缺是心腹之患
马静告诉本报记者，我国辽阔的地域条件与地势特征，加上各种地形地貌的空间特殊组合和分布，形成了我国气候的三大基本特点，即显著的季风气候、明显的大陆气候以及多样的气候类型。在纬向分布有赤热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多个气候带；在经向呈现出半湿润、半干旱、干旱、极端干旱等不同水文条件的自然地带。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一方面造成来水的相对集中，导致汛期的洪水和非汛期的干旱，给季节性河流的资源开发与生态服务功能的保障带来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造成我国水循环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并进一步加剧了水问题及其解决的复杂性程度。
“根据新一轮水资源评价成果，1956～2000年全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2.84万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2.74万亿立方米，不重复地下水1037亿立方米。我国的水资源具有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偏少；水土资源区域分布条件不相匹配；水资源补给年际与年内变化大等特点。”马静说，受资源禀赋和人类活动干扰的双重影响，我国是一个水资源问题十分突出和复杂的国家。
“水资源短缺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马静对本报记者说，目前，在正常来水情况下，全国经济社会缺水量为250亿立方米左右，平均缺水率为4%；中等干旱情况下，缺水量为300～400亿立方米左右，缺水率为6%。从缺水分布看，海河、淮河、黄河、辽河和西北诸河为缺水最严重的地区，缺水量约占全国总缺水量的3/4。
“以需定供”存缺憾
水资源短缺之际，我国用水需求却持续增长。虽然用水结构不断调整，但总体用水效率和效益仍然较低。
马静告诉本报记者，自1980年以来，我国人均用水量基本保持不变，在450立方米以内；而全国万元GDP用水量则显著下降，单方水GDP产出大幅提高。
“虽然水资源利用水平和效率在不断提高，但总体上我国产业结构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用水工艺和技术水平还不高，水资源工程体系还不配套，用水效率不高。”马静说，此外，水污染加剧的态势未得到有效遏制，更加剧了供需矛盾。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水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水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20多年来集中出现，不仅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大，而且污染结构日趋复杂，点源与非点源交织在一起，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目前我国水污染损失约占同期GDP的2.8%，对生活、生产、生态系统都带来严重的危害。”她说。
马静告诉本报记者，“以需定供”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也助长了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
“传统的‘以需定供’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以经济效益最优为目标，不考虑或较少考虑水资源条件、水资源承载能力以及供水方面的各种变化因素，强调需水要求，并通过各种工程手段扩大供水能力加以满足，这种无节制索取其结果必然是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和社会性的水资源浪费。”马静说，理性地确立自律的水资源管理模式和确定水资源开发利用战略至关重要。
坚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马静认为，正是认识到了水利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础性战略地位，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为标志，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积极应对，以实现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开展节水防污型社会建设。
“节水型社会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节水型社会建设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为中心，以人水和谐为根本目标，运用多种手段从需求端压缩社会经济用水量。”她说。
同时，要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为解决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2009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其核心是建立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即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其目的是加强水资源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期从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应对水危机。”马静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监督，尽快落实，力争实现预期目标。
此外，还要加大、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完备的现代化水利工程体系。
“中国的气候、地理和水资源的特点决定了仅仅依靠河流的自然调蓄和地下水等设施不可能有效解决复杂的水问题，控制性骨干工程和跨流域的调水工程成为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先进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形成、措施政策的落实必须要以完备、强大的水利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水利投资占同期GDP的适宜比例应在0.86%~0.88%，而目前，对水利的投入力度远未达到这个标准。”马静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着重强调了形成稳定的水利投入体系的重要性，并提出力争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1倍，也就是说未来10年将投资约4万亿元兴修水利，“十二五”期间的投资就是2万亿元，基本可以保持在这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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