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理想“风水”环境模式

　　中国古代寺庙及陵墓的选址，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能反映中国人的理想环境模式，因为，这类建筑的选址受现实生活功利性的制约较小，且多发生在自然环境中，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选择域。无论是寺庙或陵墓的环境，“风水说”都始终强调了这样一个整体环境模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一模式的理想状态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 。”[1]即建筑选址应在山脉止落之处，背依山峰；面临平原，水流屈曲，入收八方之“生气"；左右护山绕抢，前有秀峰相迎(图1，2)。这种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风水”环境模式其深层意义何在？

　　1.3 日常行为中的理想环境

　　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公园中散步和选择座椅休息的人，会场上或餐厅里选择座位的人，以及更为日常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人们无意中表现出来的对某些环境结构的偏好。诸如对“边缘”环境的优先选择，包括对草地－树丛边缘(图3)，水－陆边缘及广场边缘的偏好，对便于了望和庇护的环境的偏好， 以及对走廊和便于“窥视”或“非法出入”的豁口的偏好等等。如果不是为了现实的功利需要，人们所偏好的环境的深层意义何在?

　　2 原始人"满意"的生态环境是现代人理想环境模式的基本原型

　　2.1 中国原始人类的“满意生态环境”

　　人类祖先离开森林走向大地之后，其生活便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挑战。自然选择的结果使人类进化并遗传下了识别，评价，预测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能力，凭着这种心理能力，人类祖先去选择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满意生态环境”。通过古人类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对一些典型的中国原始人长期生活过的“满意生态环境”(表2)作些结构与功能的分析。

表2 典型的中国原始人类的“满意生态环境”
TABLE 2 Some typical “ecologically optium environments for Chinese hominid ancestors”

原始人类	生活环境的整体景观结构
元谋猿人（早期直立人阶段，距今约400-170万年）	元谋盆地，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约7公里；化石发现处在盆地东山山麓的小山丘上，相对高度4米，面积仅320平方米；山丘附近地势较高，相对高度150米左右；整个地势由东往西南及西北向倾斜；盆地的西南侧为蚌河，它经龙川江汇入金沙江[5]。
蓝田猿人（早期直立人阶段，距今约100万年）	灞河谷地，位于关中盆地的东南隅，东南侧为高峻的秦岭山地，南北两侧皆为陡峭的黄土塬；化石产地为一紧贴秦岭北麓的带状岗垅，前缘高出河床约100米，频临灞河；东南端深入秦岭灞河山地，西北端通向渭河地堑平原[6]（图3）。
北京猿人（直立人阶段，距今约20-70万年）	周口店一带，位于华北大平原西北侧的角落中，西北依连绵的高山，东北为起伏的小山丘，南及东南为缓缓南倾的华北大平原；在西北侧山麓的龙骨山，便是猿人居住的直接生境，相对高度约为70米，频临坝儿河，俯瞰大平原；坝儿河经琉璃河与永定河——桑干河走廊相联（图4）。
马坝人（早期智人阶段，距今约10万年）	居住地狮子山为一石灰岩孤峰，高约60-70米；位于一山间盆地之一侧，东与滑石山区相临，南、西和北面为山地平原；马坝河蜿蜒于盆地之中，后与北江相连[7]。
山顶洞人（晚期智人，距今约1万年）	与北京猿人的环境相同。

　　2.1.1 边缘结构和边缘效应

　　表2各典型的“满意生态环境”都具有一种边缘结构特征，即它们都处在山地与平原/盆地或河谷平原的边缘带上，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边缘效应:首先，由于边缘地段上自然生境的多样化，导致了植被类型的多样化，因而也是多种草食性动物的集中分布区； 同时，地理景观的边缘带往往是动物迁徙的必经之地，如食草动物随季节变化而进行的山地与平原之间的迁徙，以及由于每种动物对多种生态系统的需求而进行的运动等，这些都为原始人的采集和狩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第二，边缘地带具有“了望－庇护”的便利性。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环境中，原始人类必须时刻注视攻击性猛兽的袭击和猎物的运动； 同时，由于人的视域的局限性，他必须确信其看不见的背后是安全可靠的，并能根据情况进行有效的攻击或逃避。背依群山俯临平原的山麓正是"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易攻易走的最佳地形。 第三，对只有20－50人的原始人群体来说，旷野上的围猎和防范都不是一件易事，他们必须防止猎物从任何一个方向逃走或防止攻击从任一方向发生，而在边缘地带，由于山崖/河流等天然障碍的存在，围猎和防范都有效多了。第四，人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在多个生态系统中寻求食物和庇护，边缘环境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这种需求。

　　2.1.2 闭合与尺度及其效应

　　自然环境是无限的，而人的运动速度和强度及环境的识别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人的正常活动都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超过这一范围就会有“迷途”的可能，而这对原始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满意"的生态环境必须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尺度适宜的生活空间，山间盆地，谷地或大平原之角隅都是较佳的选择(图4，5)。 从表2还可以看出，原始人居住的直接生境，一般并不在大山上，当然也不在空旷的平原上，而是在临近大山而又相对独立的小山丘上，高度和面积都有限。显然，在这样有限的范围内，任何潜在的危险都是可以排除的，使其生活的空间具有确定性和整体感，这对种群的生存和延缓是十分重要的。

　　2.1.3 豁口及走廊结构及其效应

　　一个满意的闭合空间并不是绝地封闭的，它具有一些与外界相联系的豁口，这种豁口沿河流谷地延伸，成为沟通各组邻闭合空间的走廊。它们一方面是动物迁徙的通道，因而是狩猎的最佳场所；另一方面，它们也原始人自身迁徙的必经通道。当部落人口增加或目前空间内的资源枯竭以及因竞争失利而被迫放弃目前的空间时，部落就可以通过走廊向新的空间内扩展，从而保证了部落的延续和发展。，如北京猿人就曾几度放弃龙骨山一带的活动空间，而很有可能就是沿永定河-桑干河山谷走廊，进入河北及山西的山间盆地[3]；在不牺牲自身活动便利性的同时，原始人可以利用狭小的豁口和走廊有效地阻止不受欢迎的侵入；当然，作为走廊的河谷为原始人提供了生存所必须的水源和丰富的采集资源，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2 并非偶然的同构现象

　　由以上讨论可见，环境的边缘结构/闭合结构及尺度限制/豁口及走廊结构，对原始人的生存与进化有着极其重要的生态意义，正因为如此，自然选择通过遗传途径，使人类具有对上述环境结构的本能的偏好。当中华民族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上述心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其原有的生态学的功利意义，但它们却随时都可从环境的审美反应或吉凶反应的形势表现出来。只要比较一下篇首的理想环境模式，就会发现它们与中国原始人的“满意生态环境”具有同构现象，这不是偶然的。依山面水或俯临平原的建筑选址，背靠树丛面向草地或水面的座椅选择；环抱而“透气”的“风水”空间，围合的树林草地；屈曲水流，蜿蜒的道路及走廊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对环境的边缘结构，闭合结构及走廊结构环境整体特征的偏好。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的具体成分(如树林或山体，道路或水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环境的空间结构 ，正因为如此，上述探讨才更具有普遍意义。由此可见，原始人类的“满意生态环境”正是现代人理想环境的原型。

　　3 主要文化定型时期的环境经验与中国人独特的环境观

　　如果说中国原始人在其进化过程中的环境经验，具有人类进化史的普遍意义，尚不能充分说明中国人独特的环境观的形成；那么，我们有充分理由说明中国文化主要定型时期独特的环境经验，对中国人独特的环境观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周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定型时期，尤其是在建筑文化方面，如宫室，城郭的制度，历代王朝都基本上沿袭了周的传统[4]，我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也能在周初期找到其原始模式。被誉为群经之首，并对后代的"风水说"产生较大影响的《易经》之本经也形成于周代(董寿祺，张善文，1987)。而周民族发展时期的主要活动地域是以岐山，长安一带为中心的关中盆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周人在关中盆地中的自然及社会环境经验，对中国人独特的环境观之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关中盆地是一个“放大”了的原始人的“满意生态环境”(图6)。这里，周人背依秦岭，俯临渭河地堑平原；西北侧的黄土高原与盆地周围的山脉构成了一个闭合性的很强的空间，多条河流谷地是盆地与外部，特别是其与华北大平原联系的走廊。这一环境，对周人来说同样产生边缘效应，闭合和尺度效应以及走廊效应。但这种效应主要表现为周民族在农业上的生态优势和与其它民族竞争上的优势[6]。正是这种自然及社会生态上的优势，通过文化"沉积"的途径，强化了中国人对边缘结构，空间闭合结构及走廊等结构的偏好。

　　第二，独特的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边界环境，导致了周人热爱自然和自我庇护心态的强化。从周与其它民族的空间关系上看(图7)，其西北为攻性很强的游牧部落，东部及东北部是大国商及其所属部落，可谓三面受敌，残酷的战争频繁发生。而就在周所依据的秦岭山地一侧，却充满了大自然和谐与欢乐的气氛。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与自然交界面上，使周人更到了大自然的可爱，并进而发展为对“肥遁”“嘉遁”(见<易>的<遁>卦)的逃跑主义和自然保护主义的崇尚，它们构成了中国建筑文化中特别注重建筑的庇护环境这一传统的思想基础。这与欧洲的建筑环境观有明显的不同，这是因为欧洲文化主要定型地域是在爱琴海的岛屿上，生活在岛上的民族不可能象关中盆地的周民族那样具有可以逃避的天然庇护所，他们必须防止海上任一方向来的攻击，对他们来说，全方位的迎战和进攻便是最好的自然保护，这种情况下，占据制高点是至关重要的。欧洲先民的这种环境经验也影响了欧洲建筑的环境观，对开放性环境及制高点的选址以及对建筑本身的突出，都是其特色。

　　第三，环境的灾害效应促进了周民族环境生态意识的发展。在周人早期活动的黄土高原与渭河平原的边界地带，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山洪/滑坡及山崩等灾害经验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生态关系。如对森林，有“森林。贞：吉”(帛书<易><林>卦)的占断，正反映了周人已不仅把森林作为一种可直接利用的物质资源，还把它们作为生态因素加以保护。这些都影响了后人的吉凶观，如“风水说”，以山上林木茂密为吉，并通过在建筑环境中种植“风水树”或“风水林”来“聚气”。

　　4 结束语

　　中国原始人的“满意生态环境”是中国人理想环境的基本原型；由于环境的边缘，闭合及走廊等结构特征对原始人的生存，进化有着至关重要的生态意义，自然选择使中国人对这些环境结构有着本能的偏好。对应于欧洲文化 ，中国文化主要定型时期的环境经验对中国人独特环境观之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它强化了中国人对天然庇护环境的追求和依赖心态，及对边缘，闭合和走廊等结构的偏好，它也促进了中国人环境生态意识的早熟。在现代西方环境设计理论充塞现代中国环境设计领域时，我们不应忘记我们所要设计的是中国人理想环境。


参考文献：
[1](晋)郭璞。葬书。地理正宗。上海:上海文明书局，(民国15年)。
[2](计宏祥，1980)。蓝田人生活时代的自然环境探讨。考古文物，(3)。
[3]贾兰坡，黄慰文，1984。周口店发掘记，天津:天津科学出版社。
[4](刘敦桢，1984)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5]董寿祺，张善文，1987，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6](俞孔坚，1989)。从易经看生态系统的边缘效应。易经与现代自然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打印材料 )，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