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苏州生态城市的特色化
居 易
“生态”在当今世界是一个非常时尚而又受到广泛重视的概念,有观点甚至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在我国,自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生态”的重视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生态城市”的概念和规划,几乎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不同层面的推广和展开。但由于“生态城市”是一个全新概念,其本身又主要源自于理论的研究和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期待与构想,实务的部分其实都还处在刚刚开始的尝试和探索之中。加上人们各自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尤其是目的性和出发点的不同,以至于理论中的生态城市和实践中的生态城市“自说自话”和“各说各话”的情况几乎是比比皆是。再就整个社会的认识程度而言,人们对所谓“生态城市” 的理解,目前实际上还普遍停留在“环保”、“节能”、“循环经济”、“人与自然和谐”等概念词汇的层面,没有明确的定义,没有量化的标准,缺乏具体的运作方式和参考模式,从而难免囿于概念、似是而非、大同小异的规划和项目竞相效仿,一哄而起,不但流于形式,浪费巨大,也相当程度的误导了人们对“生态城市”的科学认识,弱化了“生态城市”的功能特质,迷失了“生态城市”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苏州生态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也刚刚开始,一系列配套和相关的工程和项目已纷纷启动。因此同样存在着一个如何避免和防范当前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误区及通病的问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有一套适合苏州自身特点的思路和方法,从观念、理论到实际运作,全方位的强调个性和特色,以形成规范、系统并具有推广和示范意义的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苏州模式。就此,本课题提出以下八个方面的设想和建议。
一.强化一种观念
“生态城市”的概念大约起源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5项原则:一是生态保护战略;二是生态基础设施;三是居民的生活标准;四是文化历史的保护;五是将自然融入城市。可见,“生态城市”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包括了量大面广的物质内容,也包括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更为关键的是,规划“生态城市”的本身,即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现状甚至是困境,并意味着开始探讨全人类未来发展的设想和出路。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的进程,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两大阶段,即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而其实质不外乎是人与环境的关系演变,或者说是人类对待环境的认识和方式的转变。农业文明是“刀耕火种”、“春播秋收”,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基本以环境的意愿为前提,人类对环境处于“仰仗”期。工业文明是“机械”、“技术”,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可以忽略甚至是违背环境的意愿,人类对环境处于“征服期”。遗憾的是人类这个所谓的“征服期”尽管只有短短的几百年,却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报复和惩罚,气候恶化、水污染、大气污染、沙漠化等接踵而来,人类“征服”的步伐终于在环境的“反征服”面前踌躇不前。如何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如何真正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平共处”,这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自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的启端与缘由。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生态文明”的阶段,或许也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轮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和观念上的“返璞归真”。
作为人类“生态文明”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城市”概念的实质是提出了一种认识,倡导了一种观念,并构想了未来人类聚居的一种模式。而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在保护和保存基础上的建设和发展,是在尊重与和谐前提下的“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building)“或“生态重构(Ecological Restructure)”。就实际的运作而言,“生态城市”的建设是离不开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撑的,但这绝不是“唯技术论”,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必须充分认识未受工业文明影响之前的自然环境的生态意义和价值,重新审视和认识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气候生态特征,甚至包括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当然,要想全面恢复农业文明时期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农业文明时期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的尽可能的修复则是必须的。没有修复基础上的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特征,所谓的“生态城市”实质是不成立的。所以,在当前“生态”概念满天飞、“生态城市”众说纷纭的特定时期,有必要首先明确并强化一种观念:即“生态不是建出来的,建设生态城市并不是新造一座城市”。
二.提出一个概念
建设生态城市并不是新造一座城市,所以建设有特色的苏州生态城市,关键就是要首先认识和了解生态意义上的苏州城市特质和原生态的苏州自然环境特色。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提出一个概念:苏州是一座“山水城市”。因为这一概念的确立,对建设苏州有特色的生态城市,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在渊源。
“山温水软”是苏州固有的生态特色。
“山温水软”是江南山水或尤其是苏州山水的特定雅称。山何以谓“温”?谁何以谓“软”?其实不外乎是山水的秀美与景色的幽雅所引发的击节而叹,也是苏州固有的生态特色的形象描述。苏州地理的特色性非常明显,东南部地势低洼,西南部多山区丘陵,地形地貌总体为西高东低。穹窿山主峰高 351.7米 ,为全市最高点,而东部的阳澄湖等地区,海拔只有二、三米。东西山莫厘峰、缥缈峰以及大阳山的高耸,狮山的形肖,何山的典雅,花山、寒山、高景山的山连山,大贡山、小贡山的水连水,以及真山、观山、树山的高高低低、层层叠叠,都堪称是江南丘陵地带最具个性的山体特色。至于水域,更是独具优势。长江、运河以及太湖构成了苏州的三大水系。境内河流纵横,湖泊众多,京杭运河贯通南北,望虞河、娄江、太浦河等连接东西,阳澄湖、昆承湖、淀山湖等散布其间,太湖水面绝大部分在苏州市境内,全市水面占总面积的42.5%,是著名的江南水乡。苏州古城内现有河道 35公里 、桥梁168座,被誉为"东方威尼斯"。因此,就本质而言,苏州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源于自然、融于自然的“山水城市”。
“山水城市”是生态城市的理想模式。
“山水城市”的概念是著名科学 家钱学森 先生于1990年首先提出的。其主要的思想与“生态城市”的理念实际是一致的,但更强调注入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和人居理念。设想把当代城市建设与中国传统的诗情画意、园林庭院融合在一起,既富文化底蕴,又具山水情趣。倡导在现代城市文明条件下人文形态与自然形态在景观规划设计上的巧妙融合,使城市的自然风貌与城市的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追求源于自然生态的山环水绕的形象和意境,创建出既有精神享受又有物质享受的理想城市。“山水城市”虽然只是一种设想,还缺乏系统的可行性方案,但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城市尤其是苏州特色的生态城市,无疑正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和启迪意义。
“山水修复”是生态重构的显著特色。
“生态城市”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说,最关键的是要修复生态,回归自然。一个原本生态状况不甚理想,生态体系不够完善的城市,如果要规划和建设“生态城市”,所面临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其无法在“生态重建”或“生态重构”中找到依据和出路,以致必须从“人造生态”中独辟蹊经。而根据自然生态的特点和“生态城市”的原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确立了苏州“山水城市”的概念,实际就为苏州的“生态重建”或“生态重构”创造了前提,苏州“生态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就有了一个深厚的背景和坚实的基础。因为这一概念提出的本身,就基本说明了对苏州固有的生态特色的正确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苏州的自然生态受工业文明影响的过程和状况,当然也就为苏州“生态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修复蓝本。
三.修复自然山水体系
谈到生态环境,时下有一个概念也多有提及,那就是“原生态”。但究竟什么是“原生态”,事实上还真是说不太清。如果把“原生态”定义为“原始生态”,则与我们目前的生态恢复或生态重建的工作其实关系不大,至少没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生态”我们已无从了解,也不可能再现,当然也就无所谓修复。所以我们经常提及的“保护恢复原生态”,其实还应该辅之于一个基本的解释和相对明确的概念范畴,即这个“原生态”比较直接对应的应该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也只有在农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的形成及其变化基本是遵循自然规律运行的,人类活动的能力和能量都还不足以根本对抗和改变大自然的“沧海桑田”。但正是这样一种同样有着演变过程的环境生态,现在看来,恰恰可能是最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苏州作为“山水城市”的同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她的“人间天堂”的美称,其实是“农业文明”的发达和“山温水软”的环境生态的集结体现。回归“农业文明”不可能,也没必要,但回归“山温水软”的环境生态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所以,建设特色化的苏州生态城市,首要环节就是修复苏州的自然山水体系,使得山连起来,水活起来,生物多起来。
山要连起来。
说起苏州的山,流传有两个极富环境生态意境的传说。一是说苏州的山都与动物有关,所以有虎丘、狮子山、象山(灵岩山)、凤凰山、鸡笼山,等等。而且山与山之间还有相关的故事传说,串接起来,几乎就是一个活龙活现的“动物世界”。二是说苏州的山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是一脉相连的。每座现在看起来各自独立的山体,其实只是整个山脉或高或低的山峰而已。这两个传说是否需要考证,暂且可以不论。但这两个传说所包含的生态环境信息,却应该是值得关注的。它既说明了苏州西部山区原生态环境的特色性,也说明了苏州环境生态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破坏性。因为苏州西部山区受开山、修路等建筑工程影响而形成的孤山现象和山体破坏的现实终究是明摆着的。“原生态”的内在关联不能说已荡然无存,但谓之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当不为过。所以,恢复苏州山区生态的环境特色,让山连起来,无疑应该列为生态修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当然,要想把削平的山体再堆起来,把炸断的山脉再连起来,无疑是近乎幻想。但启动山体复绿、封山育林和建设山体林带等工程,同样可以收到相对而言的异曲同工的效果。特别是依据原生态山体走势规划建设的山体林带,在考虑“动物绿色通道”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的基础上,完全可能形成系统性的环境效应,达到真正类似于“把山连起来”的区域性的特色生态目标。
水要活起来。
“流水不腐”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但就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现实中往往就行不太通。比如苏州水环境的恶化,前提固然是污染源的问题,但整个水网体系的紊乱,特别是水流的人为改道和堵塞,其实也是一个同样致命的成因之一,而且这个成因还往往是被忽略的。当然,主流河道、交通河道一般是少有这种现象,但支流河道,特别是城市非交通景观河道或城乡结合部的河道,这种现象则几乎是比比皆是。断头河、中断河、断流河、截污河等几乎是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工程、真真假假的疏浚、防洪名义下的截污、企业或生活小区的防污、有意无意的建筑和生活垃圾的倾倒和堆积、甚至是仅仅为了行走的方便,都可能临时的并多半会变成长期的挡住一段河流,堵住一座桥孔,塞死一个涵洞。河道的“肠梗阻”,触目惊心!河道及其水网体系曾经是苏州城乡之间的主要交通通道,即使是角角落落的河汊水湾,也往往与整个水网体系通达关联。以往苏州即使是大市范围,都曾经有过极生态的水域环境,除了没有工业污染,“通畅”其实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而如今的河道,在经历了大量的填埋之后,硕果仅存的也基本失去了实用功能,“通畅”的要求已经是可有可无,河道的“肠梗阻”也就无足轻重了。但是,如今的道路却完全不一样,由于人要走,车要通,哪怕再偏僻,路坏了,道堵了,很快就会有所反应,就会有人提意见,当然也就很快可以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整治。因此,能否在河道管理方面适当的引入道路管理的机制和方法,包括建立河道网络的巡航监管体系,严管一切河道的堵塞填埋行为。不管有没有交通需求,有没有船只的往来,首先让现存的大小河道、城乡河道连通起来,让水活起来。以求在建立水网体系自然关联的基础上,加上持续的截污、疏浚、打捞的努力,逐步恢复苏州河道及整个水域环境的生态自净能力。
生物要多起来。
修复自然山水体系是特色化的生态城市的基础工程,其最终的目的是为生物的生长和繁衍创造条件,是形成一个以生物多样性为保障的自然生态体系。把山连起来,让水活起来,潜在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开辟“动物通道”和形成“区域生物圈”。“原生态”的山水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有人道,兽有兽道”,人类活动的范围与其它生物的活动范围不但有相对的界限,并有各自的中心。工业文明的过分之处就在于超越了人类活动的界限,掠夺了其它生物的生存空间。四通八达的道路和无限扩张的建筑阻隔,不但直接影响了动物的生存环境,也扰乱了它们的繁殖方式,影响了遗传基因,并进而影响到了整个“生物链”。“动物通道”既是一个动物保护概念,也是生态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绿化与生态绿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只是植物的栽种,而后者则是生物多样性的形成。目前城市中的绿化,即使是路边小园林式的,也免不了成为被道路或建筑所包围的“孤岛”,在其中可以生存繁殖的生物种类极为单一,生物多样性无从谈起,根本无法实行自然界最为重要的“生物链”法则。其结果小则鼠害肆虐,大则物种消亡,直接破坏自然规律并极大地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开辟“动物通道”,意在使动物的生存、迁徙、繁殖可以相对地不受或少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有限形成从微生物到食肉动物的“生物链”,保障一定区域范围的生物多样性。苏州特定的地质地貌特点,有着开辟“动物通道”的先天基础和必要条件,山区、湖区、沼泽、农田、河流,都是动物活动的最佳场所。重点是要以灌木林和专用通道的形式沟通山体林带、园林、街头公园、城市绿化带及河道水系之间的动物行走路线,直接延伸到西部山区和太湖水域,形成相对完整的动物活动范围和“生物链”,让生物在“自然力”的作用下逐渐的多起来,恢复苏州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原生态的自然和谐。
四.弱化城乡刚性界限
在我国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正在出现一轮新的热点,即“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也称之为“城乡一体化”。这实际上是一个从社会层面弱化城乡界限的重大改革举措,其目的是以城市带动乡村协调发展,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其实也需要有一个“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而且同样需要“弱化城乡界限”。只不过其目的正好相反,不是“以城市带动农村”,而是“以农村带动城市”。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两元体制,不仅造成了社会层面的“城乡差别”,也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城乡版块”。社会层面的“城乡差别”需要消除,生态环境的“城乡版块”同样需要弱化刚性,统筹协调。这是因为生态环境的“城乡版块”在很大程度上实质是反映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不同印记,也反映了“原生态”和“非原生态”的本质差异。虽然乡村的生态环境如今也未必尽如人意,但相比城市的生态环境,终究是要略胜一筹的。特别是针对苏州的具体情况,弱化城乡生态环境的“刚性界限”,或许是恢复苏州“原生态”,建设特色化的生态城市的有效举措。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付诸实施。
打造都市村庄。
这里所说的“都市村庄”,与当前城市管理中颇为头疼的“城中村”是完全不同的。“都市村庄”的实质是打破现代城市规划所推行的城乡版块的刚性界限,改变城市绿化的单一模式,引进农作物绿化、村落式小区、田野风光、乡村景观小品等概念和形式,营造都市中的乡村风情,并与乡村“原生态”无缝对接。这种形式其实算不得创新,不过是恢复苏州的一个传统而已。因为苏州历史上“城中田”的现象并不少见,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苏州当时的主城区范围也还散落着面积不等的菜地甚至是水田。建设特色化的苏州生态城市,当前就应该认真研究如何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的“城中田”传统,有计划、又规划、有系统地保留(不排除重新开辟)城郊结合部的菜地、水田、池塘、河道、沼泽及自然形态的地形地貌,形成条状、块状以及不规则状的大小不拘的“都市村庄”似的城市农场,切实做到弱化或化解城乡生态环境的刚性界限。
开辟大田公园。
“都市村庄”是“城市农村化”,而“大田公园”则是“农村城市化”。当前已在许多地方倡导并推广的“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实际正是方向所在。但必须注意的是其中已经出现端倪的形式主义倾向和过度的“作秀”成分。所谓开辟大田公园,关键是要注重农村大田作业的公园化运作,突出农业生产过程的生态特征及其生态性的观摩和展示,使农田及农业生产的过程成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并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苏州,这种大田公园的环境生态意境还应该更注重于区域性的民风民俗的传承和体现。比如,苏州人有踏青的传统,有赏梅的传统,有赏荷的传统,还有看菜花、挑野菜、吃水八仙的传统。把这些传统与大田种植结合起来,实质就是大田公园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高超运作。东西山的果农们由于梅子卖不出去,所以就大量的砍伐梅树,改种其他作物,其结果必然是生态的环境的乃至文化的负面影响。类似的现象还有东山传统的红桔,因为卖不出价,以至于不值得採,但其特有的观光性和生态特征,却绝对是其它作物所无法替代的。而通过大田公园的模式,不但可以保留原生态,所存在的其他问题其实也应该可以迎刃而解。
推出周末农庄。
在生态环境上弱化城乡刚性界限,人的因素同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人类活动及其相适应的参与性,可以从根本上更浓郁的营造城乡一体化的氛围。时下通常流行的“乡村游”活动,虽然也是一种很好的参与模式,但由于一般都停留在“吃农家饭、睡农家屋、玩农家乐”的层面,所以主客关系非常突出,缺乏真正的融合性。更由于这种形式所必然存在的过度的集中性和消费性,甚至有观点把它比之为“鬼子进村”,认为对生态环境有着不可低估的破坏性。而推出“周末农庄”,基本就可能扭转这一现象,使城市人在享受乡村自然环境的同时,也能投身到融入自然、修复生态的乐趣之中。“周末农庄”的形式在国外已经流行多年,有着多方面的成功模式和成熟经验。国内许多的地方也多有倡导和实践。苏州的城乡之间由于交通的方便和资源的丰富,在推出“周末农庄”方面应该可以有更为充分的条件。比如,在规模上可以考虑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在运作上可以考虑村委会协调的会所制或会员制,也可以采用租赁制或合作制。根据苏州乡村的资源特点,这种“周末农庄”在类别上应有广阔的尝试和创意空间。比如,可以有花木为主的农庄,可以有瓜果为主的农庄,可以有菜篮子为主的农庄,也可以有养殖为主、观赏为主的农庄,当然也可以有农林牧副渔兼而有之的农庄。这里最为关键的是必须强调因地制宜,不能大拆大建,更不能讲究所谓城市化概念上的基础建设和基础设施。回归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的耕种方式和生活方式,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既是倡导“周末农庄”的生态化宗旨,也应该是人们参与“周末农庄”的真正的意义和乐趣所在。
五.倡导本土化
“一方水土一方人”,套用一下,“一方生态一方城”,同样是说得通的。南
方再好的生态,搬不到北方去,北方再好的生态,也移不到南方来。即使同在南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省份,甚至是不同的城市,道路可以一样,建筑可以一样,但生态(当然是指原生态)却未必可以一样。所以生态城市的“特色化”,说到底,关键要在“本土化”上下功夫,必须从每个城市的“一方水土”上动脑筋。特别要注重对每个城市的具体环境、气候、物种乃至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苏州生态城市的特色化,同样需要倡导以“本土化”为导向,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重点认识和推广。
要四季分明,不要四季如春。
人们通常习惯用“四季如春”来形容一个城市的美丽和舒适。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首先,对人而言,“四季如春”其实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舒适。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始终呆在一个恒温的空间,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对生态而言,牵涉到的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生成体系。“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的是地域,实质何尝不包括气候?苏州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要实现生态城市的特色化,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必须强调苏州的季节特征,而不是弱化这种特征。有两个方向性的运作更要落实到位。一是绿化模式,一是物种保护。绿化模式的重点是乡土品种的强调和形象视觉的自然化。可以倡导“四季常绿,三季有花”,但必须同时关注绿是什么树种的绿,花是什么树种的花。在种植方式上,不宜过度提倡和效法西洋绿化的大面积草坪、几何型色块和密植乔木林。乡土植物的不同品种及绿化形态是其环境适应和进化的结果,树不能长的地方草能长,草不能长的地方藤能爬,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草”,就乡土环境和植物而言,其实是不准确的。春看花,夏看蓬,秋看叶,冬看枝,这才是真正的苏州生态绿化的特色形象。不同的季节生长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孳生不同的虫类,不同的虫类引来不同的鸟类,野外环境中的鹅黄嫩绿、莺飞草长,靠的就是乡土植物与季节特征的互为因果。至于本土物种的保护,更是特色化的生态城市的一个硬性指标。因为本土生物种群的特点及变化最能突出地显示一个城市的生态特点和未来趋势。苏州自古就是一个生物种群极为丰富的地区,纵然历经沧海桑田,具有苏州本土特征的生物种群依然极具优势。鱼虾、林木、花鸟、家禽、稻谷、蔬菜,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土里长的,都有相应的品种尽显鲜明的本土特色。当前应立即着手开展苏州本土生物种群的品种和分布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公布建立首批本土生物种群的自然保护区域。做到人人有知,人人有责。国内有些城市已先行一步制定有关本土生物保护名录、规划保护区等做法,值得借鉴与参考。
弘扬时令文化
“时令文化”好像是个文化议题,但实际上,“生态性”才是其真正的本质。特别是苏州的时令文化,更是与生态有着最为密切的渊源,非常丰富,也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认为,“时令”是苏州生态的最为鲜明的特色。
一是时令节庆。这还不包括那些具有民族渊源的全国性节日,如清明、端午、中秋、春节,也不包括那些本土化的民俗节庆,如“轧神仙”,“冬至日”和“冬至夜”,即所谓“争冬至”,等等。而是就生态谈生态,特指那些时令崇拜和时令节庆,那些围绕自然及自然生物的五花八门的生日庆贺或诞辰祭祀。在苏州人的传统中,有百花生日,有荷花生日,还有棉花生日、稻生日;有龙生日、蛇生日,还有蚕生日;有火生日,还有雷生日。而且每一个生日都有每一个生日的传说,有每一个生日的主题,有每一个生日的活动,有每一个生日的食品或礼品,甚至还有每一个生日的禁忌!每一个生日,当然都是一个特定的时令印记,也当然都是现代概念上的生态环境意识,所以只要倡导恢复每一个生日的纪念,就绝对可以形成苏州生态城市的一个特色亮点,而且还是其他城市学不像,搬不走的。
二是时令美食。苏州美食源远流长,其最大特点就是讲究“时令”和“本味”。这两个概念其实都包含着非常独特的生态内涵。在苏州人传统的饮食习惯中,无论是鸡鸭鱼肉、瓜果蔬菜,还是糕团点心、茶食小吃,最讲究的就是“时鲜”两字。何谓“时鲜”?一个就是“时令”,不在那个特定的时段的东西,再好也不稀罕;另一个就是“土生土长”,即所谓“本邦”,不要说外国的,外地的,就是本地大棚的,也都不在认可之列。比如“青团子”,之所以只能在清明前后那段时间上市,并不是做不出来,关键就在于做青团子的青草的汁水过了那段时间就没有那股特定的清香了,所以也就没人吃了。一个团子讲究如此,更何况其他?春季的野菜,夏季的糟味,秋季的蟹鲜,冬季的羊肉,过了时,反了季,苏州人基本上就不会碰了。这样的美食个性,不是生态,又是什么?
三是时令出游。“吴人好游”,极度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形成了苏州人自古以来的郊游览胜的情趣和传统。春探梅,夏赏荷,秋游湖,冬聚会,是苏州人的最爱,也是苏州人与自然生态亲密接触的感情模式和文化形态。最具意思的是苏州人郊游览胜过程中所形成的由来已久的时令休闲和时令基地意识。如:玄墓山春游香雪海、观音山二月香市、南园北园看菜花,谷雨三朝看牡丹,登阳山看日月同升、天平枫约、虎丘赏月、寒山寺听钟声,等等。虽然目前有些习俗已经失传,有些景观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朴素的生态观念,对苏州人而言,其实至今依然是根深蒂固的。
讲一点环境风水。
无论是传统风水观念还是现代风水理论,核心思想都是在讲一种环境意识和环境作用,在讲如何了解认识以及如何评估预测人与环境之间的互为影响和影响力。所以不管传统的风水观念还是现代的风水理论中有多少玄学的成分,其研究和探讨人与环境关系的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还是应该予以肯定并重视的。因为人类迄今为止的科学知识,事实上还不足以全面彻底的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犹如我们对生态的认识,其实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环境风水的观点或观念往往来自于经验、信仰、习俗以及传承,未必有很深的道理,但却有广泛的认知。苏州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讲究风水的地方,即使是现在,“风水”的概念实际上也仍然占据着相当的市场。所以建设生态城市,尤其是建设特色化的生态城市,讲一点环境风水,或许是一个理智的认识。因为讲究环境风水的生态,应该是一种很有苏州特色的生态。
绿化要有所禁忌。现代概念的“绿化”,也就是传统概念的“种树”。现代的绿化主要讲的是“漂亮”,所以长绿比落叶的好,有花比无花的好。还可以加上一句,色块比单棵的好,稀有比大路的好。而传统概念上的“种树”,其实倒没这么简单,从树的品种到树的大小,包括种的地方、种的时间,甚至是种的仪式,都是很有一番讲究的。树未必是越老越好,品种也未必是越稀有越好,有时还恰恰就是相反。特别是庭院住所、路口广场等场所的栽花种树,从来就不是随随便便的。这里面确实有许多传统风水观念中的糟粕的东西,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包含着很多现代生态环境的科学道理。比如苏州现今清一色的香樟、桂花、广玉兰等长绿树,不分南北,不分东西,今后势必引发“采光权”的争议。“采光权”并不只是单指冬天的享受阳光,也包括夏天的躲避阳光,进一步推导,实质也就可以归入风水概念中的“气场”问题了。再比如有些小区把传统观念中忌讳栽种在住所等处的刺柏、苦楝等引进了小区,表面上看与环境没什么影响,但树种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习俗文化的视觉联想,同样也有一个生态品位的考量问题。就如同北方讲究“东种桃柳西种榆、南种大枣北种杏”,南方讲究“前榉后朴”、“五子登科”、“竹报平安”、“玉堂富贵”,等等,其实都已经不是纯粹的种点树、栽点花的问题。与其说是绿化,不如说是风水。这种“风水”实质也可以从植物配比的生成关系、环境关系上解释为现代概念的“生态风水”或者是“环境文化”。
建筑要讲点感觉。“建筑风水”是篇大文章,涉及到规划、朝向、风格、尺度、色彩等一系列因素。但从生态上讲,也可以简单地浓缩到“感觉”两字。具体而言,就是“视觉及视觉引发的感觉”。虽然说“感觉”是可以因人而异的,但感觉如同审美,“共性”性始终存在。为什么山清水秀人人叫好,为什么花红柳绿个个说美,关键就在于审美与感觉的共性作用。建筑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既不是大了就好,多了就好;也未必是小了就好,少了就好,关键在于“适度”,在于建筑与环境关系所形成的视觉及其感觉。现代不少建筑及建筑群落的规划,几乎已经没有了周边关系的考量,建筑面积越建越大,空地留得越来越小;临街临路的建筑,“围墙”多半已被“店面”所替代;设计得再漂亮的立面,也十有八九淹没在广告和店标之中;企业、单位甚至是住宅小区,大门入口能出就出一点,能小就小一点,不但有违传统风水概念中的“聚气、纳财”,也直接破坏了环境生态的舒适度。还有一些西洋建筑,包括别墅,为了体现所谓的“原模原样”,内部布局根本不考虑方位朝向,南北错位、东西错位、功能错位的现象比比皆是。殊不知在苏州这个地方,仅就南北房间的温差而言,在冬天就可以至少有五度以上。至于楼层的高低、走道的宽窄、外墙的色彩、出门的朝向等方面,违反风水常识,影响环境生态的问题普遍存在。这与苏州传统的环境意识和人居理念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近郊有些所谓西洋式的别墅庭院,中式门楼的飞檐翘脊不说也罢,但千挑万拣的却用上了具有特殊标志意义的“祭蓝”琉璃瓦!这种应该只有在某些特殊场所才适用的色彩,如何可以在民居及村落中出现呢!色彩是视觉及感觉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对环境生态的文化联想和风水影响实在是不可忽略的。苏州之所以力推“灰白色”为城市的标志色,其中就相当程度的蕴涵着城市环境的风水渊源。
景观要注重意境。大凡室外景观,多半与环境生态有关,而且多少总能反映一点所在城市的区域印记。所以倡导特色化的生态城市,就有必要对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小品景观的环境意境予以应有的关注。苏州是一个相当重视小品景观并有着悠久历史和精湛技艺的城市,而且主要钟情于自然生态型景观,如山石景观、植物景观、水景景观、建筑景观,等等。苏州的造园艺术之所以闻名中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移步换景”。即在一个不大的空间,既要步步有景,又要面面有景。那么“景”从何来?当然离不开环境的衬托和意境的体现,即所谓“景有境生”。说到底还是在于主题、形态、比例、角度、色彩、材质、背景等要素的关系协调。遗憾的是这份讲究和传统如今多少有点忽视和淡忘。街头、厂区、学校、居民小区,包括新建的旅游区和大大小小的庭院、别墅,概念上的景观固然不缺,但讲究环境意境,注重苏州特色的东东委实不是很多。假山堆得不成比例,亭子建得不中不洋;水池边的点石变成了圈石,“坟墩头”成了绿地造型。特别是在一些新建的旅游景区,川贵地区以及一些少数名族风格的木屋、木廊以及竹木牌坊等建筑小品,竟然成为特色和主流。至于把一些西洋卡通式的雕塑和工艺造型与粉墙黛瓦相伴,与青山绿水为伍,并美其名曰“中西结合”的,或早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了。需要说明的是,指出这种现象,并非在于对景观本身的非议,而主要在于强调关注景观的环境意境,强调弘扬具有苏州特色的讲究环境风水的传统。假如不是在苏州,假如不考虑苏州的环境生态特色,许多方面或许确实大可不必如此讲究。
水陆通道因地制宜。“小河弯弯”,从来是歌里唱的,诗里写的,当然也是为人们所普遍欣赏的。但我们现实中的小河基本已经是不见“弯”的了。统一的笔直,清一色的石驳岸,而且与水面是绝对的垂直,所谓的“河滩”基本是见不到了。要说这种垂直型的河道,在苏州的古城区确实是很普遍的。但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因为当时河道是交通要道,犹如现今的街道,应着生活的需要,与两边的建筑相呼应,形成了所谓的“水路街坊”。但城里如此,城外的河道则是完全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河道,未必有那么多的“弯”,但“河滩”却是非常的普遍。特别是一些非交通要道的河流,宽宽窄窄,形成的“河滩”进进出出,自然生长的植物错落有致,用现在的话说,实在是“生态得很”。哪像现在的河道,不整治还好,一整治就变成了一个模式,非得用水泥石块弄成个直驳岸不可。劳民伤财不说,安全隐患也增多了不少。别的不说,传统的河里要掉下个人去,由于河滩是自然生成型的,水不太深的话自己爬上来不成问题,别人去拉去救也不是什么难事。而现今的直驳岸,甭管水深水浅,就是掉下去个猫都别想爬起来,更别说是人了。关键是这么一来,河边的亲水近水的生态环境全没了,苏州传统的水乡风情也变了味了。按着传统风 水 先生的说法,有些水不深、河不宽甚至象沟一样的河道,之所以也会频频出事,根源绝对就是风水不对。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道路建设上。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且不去说它,那些交通支道、区间道,甚至是乡间小道,为什么也非得按交通要道的模式去做呢?窄的变宽,弯的拉直,一样的混凝土基础,一样的路牙道板,一样的列兵式道路绿化,道路环境的个性特征几乎是荡然无存。其实在国外许多先进国家,即使是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往往是以因地制宜为前提的。原生态的地形地貌、天然的荒草坡、自然生长的灌木丛、次生林,绝不会因道路的建设而损坏或消失。道路一般也不是很宽,显得也不很突兀,真正让人感觉到道路与周边环境的自然和谐。作为一种极具现代感的城市生态特色,其相关的建设理念和运作模式,应该是很值得我们借鉴一番的。
六.绿化生活方式
城市是人类的生活居所,因此“生态城市”也罢,生态城市的“特色化”也罢,最终还是要与人的生活相呼应,或者说是要由人的生活方式来体现。从理论上讲,生态城市的系统规划,不会有什么困难;从技术和方法上讲,生态城市的硬件设施即使要求一步到位,也未必就做不到。但生态城市的运行、生态城市的持续,生态城市的特色,就必须依赖于人的行为模式的保障,也就是必须取决于人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模式。所谓“绿化生活方式”,就是指把生态城市的理念性、运行性、持续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与人们的言行举止和谐起来,形成人们自然而然的意识和行为,并进而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文明特征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只有生活方式的生态化,才可能是生态城市特色化的真正体现。
涉及到生活方式,当然是包罗万象的。所以“绿化生活方式”决不是一个小概念,包括着太多的内容和层面,这里仅就几个最基本的,可能也是比较实际的运作方向提出些许建议和设想。
普及生态知识
当今社会,真的到了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所说的“概念满天飞”的阶段。文化、创新、高科技、环保,包括绿色、生态,等等,都成了耳熟能详的大概念、新概念、时尚概念。但这些概念的性质、内涵以及具体的内容、目标、方法究竟是怎么回事,与我们实际生活的直接性、影响性及其必须性究竟在哪里,关注得实际并不是很多。往往是口号多于行动,形式大于内容。比如“生态”,谁都在讲,谁都会讲,但涉及“生态”概念的许多极基础的知识甚至是常识,并没有实质性的宣传和推广,以致还远远达不到了解和认识的程度。以苏州为例,建设生态城市或者是建设特色化的生态城市,首先就应该强化对生态环境相关知识和信息的宣传及推广,使大家在三个层面上达到基本的了解和共识。首先是对基本生态知识和概念的宣传普及,从大自然的地理气候、环境物候、人与自然的关系、生物链及其进化以及当今地球的环境现状和发展观念等宏观的基础知识方面予以全面教化,形成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氛围。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扭转一种长期流行的错误观念,即把自然环境生态的相关知识和概念等问题依然定位在所谓的“专业”范围,成为少数专业技术人员的职责和研究课题。恰恰相反,今天的时代,类似的知识和概念必须成为社会大众普遍知晓的生活常识。其次是对苏州自然生态环境的内容和状态的了解和宣传。包括苏州的自然环境的生成史、苏州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的特点及演变、苏州的生态、苏州的物候、苏州的生物种类和现状,以及苏州的民俗和文化,等等。道理很简单,如果对苏州具体的环境特征和生态状况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又如何谈得上建设生态城市,而且还是特色化的生态城市?其三是对现代概念上的生态观念和日常生活方式生态化的倡导和推广。即从最简单的、最直白的、最易于推广普及的点点滴滴做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包括爱护绿化、保护野生动物、抵制白色污染、等等。当生态的观念哪怕是转化为每一个人一点一滴的具体行为,城市生态的未来也就可能展现出依稀可见的乐观前景。
研究推广新能源
地球自然生态环境的全面退化和恶化,追根溯源,人类能源的使用是逃不脱的元凶。从能源的发现、开采到使用及其因此产生的结果,几乎无一不是自然生态的致命因素。所以爱护生态、修复生态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根本的改变人类传统的使用能源的途径和方式。这当然是近乎痴人说梦似的谈何容易!至少当今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了传统能源的使用途径和方法,整个世界秩序也许就彻底崩盘了。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恐怖绝望的局面未必就不会真的到来。自然界所能够提供的传统的能源储量已经是所剩无几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的警报早已拉响,而且是一响再响。所以,无论是从保护生态、修复生态的角度,还是从人类社会未来能源的迫切需求考虑,都必须就人类未来的能源处境未雨绸缪,全力以赴的研究推广新能源。在苏州,应该务实推进对具有地域特点的新能源的研究利用和全面推广,形成整体城市概念上的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模式。比如太阳能、沼气和地热。有关太阳能的认识和价值,时下应该说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但总体还只是停留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草坪灯的初级层面。在太阳能照明、太阳能取暖以及太阳能发电等方面,还少有涉及。其实类似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成功的模式也多有出现。比如,太阳能取暖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在太阳能热水器技术基础上的设施跟进,但必须有相关的建筑规划及政府的鼓励支持的政策。而且在太阳能取暖问题解决的基础上,还可以嫁接太阳能发电储电等功能,形成太阳能生活用电的系统化。但这样的新技术新能源的推广过程,很难通过一家一户的个体模式去实现,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倡导相结合,以创办示范小区的形式,形成规模效益和社会效应,促成市场化运作的发展进程。沼气的问题其实也是如此。技术程度比之太阳能更为成熟,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关连性也更为直接和密切。特别是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中,更应该全方位的推进这一新能源形态的深化普及。遗憾的是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农村沼气的使用往往还只是归类在农村新技术推广的某一个很小的子系统部门的职责范围,其推动和促进的能量实在是相当有限。这往往也正是农村新能源推广的瓶颈所在。其实新能源的推广在当今社会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可有可无的小事,而应该是政府层面主导的大事。也只有在这样的模式下,城市新能源的研究和推广才可能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局面。
提倡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已经是一个广为流行的概念。“绿色”是代表从植物的生命色衍化的自然生态;同时依据“红色”禁止,“黄色”警告,“绿色”通行的惯例,以“绿色”代表科学、规范和永久。国际上公认的绿色消费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废弃物的处置,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不过,消费是有差异性的。不但有地域性的区别,民族性的区别,甚至还有习惯的区别、文化的区别、个性的区别,等等。所以提倡绿色消费,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号召和空洞的概念层面,要有具体的内容,具体的方向,具体的方法。而且,就目标而言,这是一个量大面广并直接影响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不可能一蹴即至。每个区域,每个城市,每个家庭,甚至是每一个人,都势必有一个逐渐认识、逐渐适应、逐渐改变的相关过程。对苏州来说,可能更适合在一些符合本地特点、传承当地传统和习俗的消费形式方面加以引导和提倡。这样不但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也易于产生效果并形成推广效应。比如,能否恢复熟食品的“荷叶包装”,能否恢复传统意义上家家都用的“菜篮子”,能否恢复一些传统种植方法的“本邦菜”基地,等等。别小看这些传统消费形式的恢复,一旦真正实现,却可能带来一连串的生态效应。以“荷叶包”、“竹篮子”的大量使用来说,不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绿色消费”模式,还可能为荷塘、竹林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从而也就能激励人们保护或修复水塘竹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生态城市的特色性就更加可以得到鲜明的体现。另外,“绿色消费”是强调循环性和模式化的,所以苏州可以结合自身的区域优势,注重倡导和创建“绿色消费”的系统性和绿色生活方式的示范基地。比如通过乡村旅游的形式,在某一个自然村落,以自给自足为前提,自己种植,自己养殖,并以太阳能、沼气等新型能源技术为支撑,做到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同样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生活,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绿色消费”模式,同时也可能成为苏州一个以生态城市特色化为亮点的生态旅游产业化的个性模式。
推进苏州生态城市的特色化,归根结底还是要注重对苏州传统环境优势的认识和尊重。因为生态城市提出的本质就是对人类掠夺自然行为的反省和忏悔,倡导还自然生态的本质,恢复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苏州自然环境的“原生态”得天独厚,所以修复就是和谐,回归就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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