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国家城市绿色空间综合评价体系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随着城市化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水源短缺等众多城市病。绿色空间作为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主体，是城市居民享受绿地、水域等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基本保障，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考虑因素。然而城市用地紧张、空间受限，单一增加绿地面积既不切实际，又无必要。研究也表明：当绿地率小于 40％时，结构和布局对生态功能的发挥影响非常大[1]。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我国城市绿地的量化工作起步于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 50年代主要有树株数、公园个数与面积、公园每年的游人量等；1993年，建设部发布《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确定指导我国城市绿地规划建设的三大指标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和城市绿地率，并一直沿用至今。近 10多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绿地研究的深入，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指导城市规划建设，成为研究重点之一。园林、生态、林业等学术背景的学者从自然环境、社会、管理、规划、经济等不同的角度构建指标^[2-7]。一些新的方法不断被尝试，包括采用层次分析法^[8]、心理物理学派分析法^[9]、生物指示法^[10]别是最近几年，随着景观生态学的迅速发展，又较多采用景观生态格局的分析方法^[11]；以及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3S技术的应用也不断受到重视^[12]。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城市绿色空间指标体系研究。相继出台的《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生态县市省建设指标》《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等国家标准中，也参考了这些成果。本文主要介绍欧盟国家城市绿色空间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对我国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1欧盟绿色空间项目介绍

欧盟一些国家在城市可持续性评估方法中设有评估城市绿色空间管理与发展策略的专题[13]：绿色空间决策支持体系（Green space Strategic 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城市绿色空间综合检测工具（ Integrated monitoring tool for urban green space， IMTGS）；绿色空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Interdisciplinary Criteria Catalogue，ICC）等，主要是开发一些政策、方法等手段科学评价绿地，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001—2004年，欧盟在德国、英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家的城市开展了一项 URGE（Urban Green Environment）[14]研究项目，主要目的是：完善城市绿色空间，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以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该项目为欧盟第 5个框架计划“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下的关键行动“明日的城市和文化遗产” [15]重点实施项目，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最大成果即是建立了一套详细、全面、包容各个学科的绿色空间评价指标体系 ICC。该体系分为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

URGE项目定义城市绿色空间为“城市范围内，为植被覆盖，直接用于休憩活动；对城市环境有积极影响，具有方便可达性，服务于居民的不同需求。总之，可以有效提高城市或其区域的生活质量” [16]。城市绿色空间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大于绿色空间的简单加和，是一个城市内开敞空间、公众与私人公园、花园、体育场地、小游园与乡村的林地及河漫滩地相互连接成的有机体。欧洲国家更关注绿色空间对城市生活的贡献 [17-18]：适宜的居住环境及对居民健康的改善；自然遗产的保护；维持多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来满足居民多样的生活方式及其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要求等。

2城市绿色空间综合评估

城市尺度（ ICC-city level）[19]这套指标体系涉及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规划管理等学科，共分 4级。一级目标层：城市绿色空间综合评价；二级准则层，包括数量，质量，使用，规划、发展与管理 4项；三级指标层，共 35项，包括面积、物种多样性、体育设施、政策和法律背景等指标；四级次指标层，共 64项，更为具体详细，主要是针对三级指标层提出具体的度量方法，包括绿地率、鸟类及维管束植物数量等，下面详细介绍各部分指标。

2.1准则一：数量

数量准则包括面积、破碎度、隔离度、连通性、土壤封盖 (Soil sealing)、绿色空间供给、可达性、内部 /外部的整合性（ Internal/ external integrated system）8项指标，以及次指标层下的绿地率、斑块形状指数、最近的相邻斑块间距离、连通指数、被封盖的土壤比率、人均绿地率、居民易到达比率、相关法律法规的存在与效力 8项具体度量指标[19]。

目的是度量城市绿色空间本身的一些特征。在指标层中，除了基本的“绿地率”等指标，大部分为景观生态学上的指标，例如斑块形状指数、连通指数、可达性等，反映出景观生态学格局分析在评价绿地方面的优势。土壤封盖度指标根据城市被封盖的土地（建筑物、沥青、水泥、砂石）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计算而来。硬化的土地直接关系到自然水文循环过程，因此，对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有重要的影响。内 /外部的整合性反映所有绿色资源内部的联系性以及和城市其他要素的整合性。

2.2准则二：质量

质量准则关注绿色空间的质量状况，包括维持物种、栖息地多样性、绿地受保护水平、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空气质量、改善环境质量的能力、城市标识、意识到绿色空间对身心健康的益处 8项指标，以及鸟类及维管束植物数量、 2类外来物种数量、城市内生境类型数量、受保护绿地的比例、属于遗产的绿地比例、 SO2、CO、NO2、O3颗粒物数量、叶面积指数、城市发展与绿化政策是否有关、居民对城市绿地重要性看法、在绿地中组织的重要的事件、城市宣传中绿地的图片展示、与绿地有关的健康倡议和政策宣传等 14项次级指标 [19]。

在统计物种多样性时，除了总量外，还选取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五大物种保护级别进行分类统计，而且，充分考虑近几年来颇受关注的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保护自然和人文绿地不仅仅保护了城市的自然多样性，也是城市身份的辨识，使得城市居民产生一种环境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空气污染物能够影响城市植物的组成和分布以及植物忍耐力程度，对城市植被具有重要意义。叶面积指数反映绿地改善环境质量的能力。生态学上的叶面积指数是指单位地块面积上植物单面叶面积的总和，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结构参数，而这里的叶面积指标是指根据土地覆盖类型与叶面积指数关系，综合计算整个城市的平均叶面积指数。城市标示主要描述城市对外宣传战略中是否与绿地相关，对城市形象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2.3准则三：使用

使用准则主要分析使用者的类型及使用偏好。包括休闲、体育设施、安全、教育、替代性 (Substitution)、生产以及就业 7项指标，以及使用频率、使用形式、不同娱乐活动的重要性、绿地中体育设施数量、绿地用作正式体育场地的比例、发生在绿地中犯罪事件数量和类型、年均犯罪事件比例、特定时间开放的公园、公众对公园犯罪害怕程度、学生直接在绿地中受教育的时间、学习主题、学校花园数量、学习环境知识的途径、针对绿色空间的教育活动、居民生活在不同类型房屋中比例、产品数量与类型、绿地收益总比例、开采的自然资源、每平方千米绿地可提供的工作数量和绿地工作的薪水 20项次级指标[19]。

城市绿地另一大重要功能就是为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提供场地，满足居民多样的生活方式及其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要求。主要是统计一些不同人群的使用频率、形式等。欧盟国家尤其关注城市绿地安全性方面的问题，这是因为一些类型的绿地，例如城市公园，植被浓密，环境幽静，隐蔽的空间较多，极易成为各种犯罪活动的温床。统计发生在绿地中的犯罪事件的类型、数量，对于指导公园设计、评估绿地建设情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绿地与教育的关系也是关注的重点之一，有针对性地在绿地中开展一些课程，让学生亲近自然，培养环境保护意识。替代性的意思是：城市绿地可以为一些人提供接近开敞空间（ open space）的机会。例如低收入家庭，不能去很远的郊野公园游玩，或者房屋不带花园等。这一指标通过统计居民的住房类型来计算，以是否带花园作为房屋类型划分依据。生产功能属于绿地的一个自然属性，能够生产木材、植物肥料（树叶等有机体混合物）、果实等，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就业属于绿地的一个社会属性，体现其与城市居民就业之间的关系。

2.4准则四：规划、发展与管理

规划、发展与管理准则关注城市绿地立法、规划及管理之间复杂的关系及实施过程。通过该目标的分析，使得决策者能够辨析影响绿地系统功能发挥的上层限制条件。此准则下包括政策和法律背景、规划指导、审美和文化、居民参与、整合于当地 “21世纪议程”、整合其他的规划要素、管理的责任、整合私人绿地、预算、增加收入、筹集资金的能力和可持续的废物管理 12项指标，以及法规的存在及影响、法律的存在及影响、保障市民参与规划的工具、保障市民参与管理的工具、鼓励私人绿地的法规或是奖励、占城市预算比例和城市绿地政策与废物管理间的协调性等多达 22个次级指标[19]。

比较有特色的指标是市民参与度、私人绿地的发展以及可持续的废物管理。公众参与、社区共建模式在城市建设、自然保护区管理等发展管理领域被深入研究和积极倡导。国外土地私有制使得私人绿地面积比例较大，相对应制定一些政策，鼓励居民个人积极加入整个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管理中。垃圾废物处理是城市一个头痛的问题。城市绿地可以为收集、循环、再利用有机废物提供理想的活动场地。

总之，整个评价体系涉及学科较多，指标详细具体、有针对性，其中具有特色、目前学术界积极倡导的指标包括：破碎度、连通性、可达性、物种多样性、保护水平、土壤封盖度、内部 /外部的整合性、城市标识、安全、教育、公众参与和可持续的废物管理等。有些指标可操作性强，指示性好，已经纳入我国的城市绿色空间指标体系研究中。

3综合评价方法

评估城市绿色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有规律进行（比如每 5年一次），可以有效地分析绿地现状，完善城市发展。有 2种综合评价方法：一是多功能评价法 (the Poly－Functional Assessment Method, PFAM)；二是旗帜（ FLAG）方法。前者只用 Excel表格进行描述和计算，且可以在 Arcgis中可视化；后者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标示，需要用到特殊的开发软件，本文只介绍前者。PFAM工作步骤[20]：

表1 PFAM方法举例

1)广泛搜集城市基础资料，根据实际情况，恰当选择 ICC中提供的评价指标，建立适宜于该城市的绿色空间指标体系。如果资料收集困难，没有必要运用所有的 64个指标；

2)为各级指标赋权重值；

3)根据具体指标类型，或获得定量数据、或是非回答、或打分，得到指标现状值，再根据对应的等级，获得该指标现状值的等级值（等级值是 ICC已定义好的）；

4)定义每个等级值的影响强度，它反映了每个指标等级的影响力。总共设置 8个强度值： 1代表指标有很低的影响力； 7代表很高； 0代表评价准则不能完成（例如，如果该地区不存在水域，则水质就不能被评估）；

5)指标值得分＝影响强度×相应的指标权重值；

6)准则层得分＝其下所有的指标值相加；

7)根据指标影响强度，平均划分 5个等级， 1意味准则完成得很差， 5意味准则完成得最好。基于以上分析，很容易得出现状值处于哪个等级，找到与规划目标间的差距。

例如，某个城市的绿地斑块的形状指数为 0.75，处于 0.07~0.1范围内，其影响强度为 4，假设斑块形状指数的权重为 1，则这个现状指标值为 4（4× 1＝4）。因指标“破碎度”下面只有一个次级指标，所以“破碎度”的值为 4。“破碎度”范围 2~6，平均划分 5个等级： 1.[2，2.8）； 2.[2.8，3.6）； 3.[3.6，4.4）； 4.[4.4，5.2）； 5.[5.2，6]，4属于第三等级。即表明：现状绿地斑块的破碎程度为第三等级，而规划目标可能为达到第四等级，从而找到两者差距，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策略 (表 1)。

该方法与我国常用的加权平均法区别在于：后者首先对指标现状值标准化处理，然后赋权重值，最后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值。而 PFAM评价方法中并不对指标现状值进行标准化处理，而是根据对应的等级，找到对应的影响强度值，效果也类似于标准化处理。

4结语

欧盟的 ICC指标体系是多学科标准和方法集成的工具箱，使得发展、规划和管理过程更加有效，特别适合于多维的、涉及社会、经济与自然问题的社区、整个城市、甚至是区域的绿色空间规划与管理。指标本身具有很大的异质性：生态指标最容易测量，来源于地图、野外测量；社会指标要求定性分析，主要使用调查问卷，获得绿地使用者或规划者的意见；规划指标经常问“非”例如法

“是”问题，规是否存在；经济指标常常用数字、价值来体现。该方法要求政府机构与私人协同合作，涉及政府相关部门、私营企业、研究人员、规划设计师、城市居民等，形成一个研究团队，共同分析解决问题。整个评估过程是非线性进行的，是一个根据城市具体情况，搜集资料，定义等级，确定规划目标，不断反复修正、螺旋前进的过程。

目前，我国现行的三大指标没有反映出绿色空间本身的结构、功能等质量状况以及社会、生态等效益，但该领域的研究十分活跃，也取得一些成果。相比一些绿地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主要存在的问题与应用难点：国内多数研究只是针对一个方面，缺少综合的分析与评价；其次，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人口资源条件，对城市绿色空间展开大规模的评价，缺乏资金、技术装备、配套的 3S数据与生态普查资料，以及多学科背景的研究队伍；由于体制原因，政府各有关部门之间、政府私人机构之间，缺乏合作机制，公众参与性不高；相关法律法规不够明细，缺乏与其他政策的有效整合性。

欧洲国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评估方面位于世界前列， ICC指标体系在很多方面对我国的城市绿色空间的评价与规划具有很多借鉴作用：该体系较为全面地综合了城市绿色空间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各个方面内容，对我们如何有效地综合分析与评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无论何种类型的指标都定量化，可操作性强，方便不同地域间的统计比较； ICC指标的选择细致入微，更关注绿色空间的质量、使用方面，充分体现城市绿色空间两大重要功能：改善城市环境以及居民生活质量。但是，也不可忽略欧洲国家与我国在政治体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例如土地私有制下的私人绿地政策等，因此，不可能完全照搬该指标体系，应结合我国国情适当借鉴，有效地为我国城市绿色空间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魏斌，王景旭，张涛 .城市绿地生态效果评价方法的改进 [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97，10(4):54-56.

[2]黄晓鸾，张国强 .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的研究 (1)[J].中国园林， 1997， 55(1)：61-63.

[3]黄晓鸾 .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群值的研究 (2)：关于城市生存环境的绿色量 [J].中国园林，1998，56(2)：55-57.

[4]黄晓鸾 .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的研究 (4)：关于我国城市园林绿地评价与需求调查[J].中国园林，1998，58(4)：50-52.

[5]黄晓鸾，张国强，贾建中 .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的研究 (6)：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J].中国园林，1998，60(6)：57-60.

[6]朱俊，王祥荣，樊正 .城市森林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J].中国城市林业， 2003

[7]李锋，王如松 .城市绿色空间服务功效评价与生态规划 [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6：78-98.

[8]胡聃 .城市绿地综合效益评价方法探讨：天津实例应用 [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94，7(11)：8-22.

[9]宋力，何兴元，张洁 .沈阳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美学质量测定方法研究 [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6，37(12)：200-203.

[10]陆庆轩，何兴元，魏玉良，等.生物指示物法评价沈阳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J].中国森林病虫，2006，25(1)：13-15.  

[11]周伟，袁春，白中科，等.基于 QuickBird影像的郑州市城区景观格局评价 [J].生态学杂志，2007，26(8)：1259-1264.  

[12]肖荣波，周志翔，王鹏程，等.3S技术在城市绿地生态研究中的应用 [J].生态学杂志，2004，23(6)：71-76.  

[13] PETUS (Practical Evaluation Tools for Urban Sustainability) [EB/ OL]. [2005-9-15]. http://www.petus.eu.com/.

[14] URGE-Team. 2004. Making Greener Cities – A Practical Guide [R]. Leipzig：UFZ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ipzig-Halle：120.

[15] EC (European Commission). FP5’s key action 4: City of tomorrow and cultural heritage [EB/OL]. [1998]. http://www.cordis.lu/ eesd/ka4/home.html.  

[16] Evert K J. Dictionar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M]. Berlin: Springer,2001: 5.

[17] Stanners D and Bourdeau P. EEA. Europe’s Environment: The Dobris Assessment[R].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5:21.  

[18] EEA(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Towards an Urban Atlas: Assessment of Spatial Data of 25 European Cities and Urban Areas. Environmental issues report No. 30[R]. Copenhagen. 2002:13.

[19] ICC-city level (Interdisciplinary catalogue of criteria) [EB/OL]. [2004-2-10]. http://www.urge-project.ufz.de/CD/icc_city level.htm.  

[20] The evaluation methods[EB/OL]. [2004-2-10]. http://www. urge-project.ufz.de/CD/evaluation.htm.

作者简介：

陈春娣 /1982年生 /女/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士 /新西兰林肯大学景观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市绿地系统评价与生态规划、设计等

荣冰凌 /1982年生 /女/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生态评价与规划等（北京 1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