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生态文明
个人认为，当今世界出现的这些新理论与新观念，与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论和“仁民爱物”观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论，乃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易。乾卦。文言)谓“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视“天人合一”为理想境界。孟子认为“人”、“天”相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一。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强调天人以类相合，“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解释略有不同，但从现代意义上去理解，无非都是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成一个整体的关系，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合一，或“自然”和“人为”的合一。在中国人看来，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人也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识的人，可以“知天命”——认识和掌握自然客观规律。虽然中国人也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体现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情况下，人们对自身的主体精神的呼唤和肯定。而在此同时，中国人则又强调，在人们“知天命”之后，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与万物齐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称他50岁“知天命”之后的岁月，能“耳顺”、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则认为，人不过是“天地一刍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间的一切，无不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墨子主张，人们在自己的首领的率领下，逐级“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法则统一起来。可见，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论儒家、道家、墨家，都以追求“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中国的“天人合一”论，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而和谐的关系。
人与天地万物是同一的，平等的。正是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中国古人主张“仁民爱物”。在人与人关系上，与西方的“自我中心论”不同，中国古代墨子讲“兼爱”，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强调人类应有爱心，善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而不伤害他人。这其中体现的是人际间的平等，不以牺牲他人而求得自己发展的朴素的道德原则。中国古人不仅主张“仁民”，而且还要“爱物”；不仅“泛爱众”，而且还要“泛爱物”。
关于“仁民爱物”的思想，宋明时期的思想家说得更明白。张载认为，“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船山对张载的思想解释说， “人皆天地之生”，不能不以天地为父母，故要“体天地面仁民爱物”，具体是说，对于“民”，因是“吾同胞”，故“必友爱”；对于“物”，因“与之交”，故“必信睦”。因而，王船山明确地提出，“于民必仁，于物必爱”④。
中国的“天人合一”论与“仁民爱物”论，虽然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是一种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与朴素的自然伦理，但是可以肯定，经过改造、充实、提高，益以新义，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诠释”，将是可以成为21世纪新文明观、新道德观的理论来源的。
如果说，15、16世纪的欧洲，为解决人与神、君权与人权的问题在西方产生了第一次文艺复兴。那么，在未来的21世纪，为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问题，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以交流与融合为特征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开创一个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更高层次的文明时代。历史将会证明：中华文化的许多观念(如前述的“天人合一”观)，必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进而发展成为21世纪人类的普遍理念。中华文化将越来越发挥其应有的重要历史作用。
注释：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庄子．齐物论)。
③ (春秋繁露)。
④ {张予正蒙注．乾坤篇上}。
|
延伸阅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