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锐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趋势

作者:张连国    文章来源:中国环境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0-24
  张连国
  要点提示
  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应属于根本超越工业文明、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生态文明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高级的生态文明社会。
  马克思提出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内在统一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己和谐的具有“自然——人道主义”的文化精神的理想社会形态。
  如果把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于生态文明,现实的社会主义可以获得双重合法性。
  编辑心得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生态经济理解的生产力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是利用自然生产力,协调自然、经济和社会的能力。社会主义社会是根本超越工业文明、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生态文明社会,能够达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人与自然内在的统一。因此,我们要敏锐地把握住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早日实现。
  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曾经经历了古典、朴素的生态文明,现代、理性的工业文明。历史发展趋势表明,人类文明正在生成和发展出一种生态文明的崭新范式。这是一个以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复杂性科学为经济基础、价值基础和知识基础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己和谐的高级的文明形态。
  现代性危机是生态文明兴起客观基础
  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中,已经完成使命,正在从兴盛走向衰亡。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文明的主导范式。
  现代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继石器革命、农业革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过程,这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社会转型过程。现代化的精神实质“现代性”,就是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功利需要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在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导向之下,人类把奥妙无穷的大自然化约为可用数学算计、可为技术操纵、可用劳动征服的客观物质对象,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就创造了远远高于过去数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目的理性化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异化的社会控制体系。但正如艾凯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工具——目的理性的“现代性”导向下的现代化使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付出的代价有二: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意义危机;自然人功利目的化、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我们通称之为“现代性危机”。
  一方面,现代化使人类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也给人带来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之一: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
  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主义服务的是现代人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工具——目的价值理性价值观。在此种价值观中,人与自然的共存和谐关系,化约为简单的合乎人短期功利目的最大化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客关系乃至主奴关系,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以至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后期,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造成的破坏性和负效应日益显露出来,逐步发展到触目惊心的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是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索取,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现代性危机”从社会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危机。人类文明已经历了不同的形态:狩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其中,狩猎采集文明和农业文明从精神实质来说属于神圣文明,工业文明则是理性的世俗文明,是对神圣文明的否定。“现代性危机”表明,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中,已经完成使命,正在从兴盛走向衰亡。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文明的主导范式。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关系上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大形态,其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以自然的依附为基础的人的依附的社会”。其基本的社会文化价值是和谐,以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和谐,属于古典朴素的生态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在社会关系上注重经济人理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强调技术理性,在与自己的关系上强调抽象理性和经验理性,属于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理性的工业文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应属于根本超越工业文明、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生态文明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高级的生态文明社会。
  在现实经济基础上建设新生态文明
  生态经济理解的生产力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是生态理性经济人利用自然生产力,协调自然、经济和社会的能力。
  “现代性危机”使许多思想者和学者认识到,必须根本否定超越现 代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后现
  代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萌芽、二战以后出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震撼思想界,首先肇始于文学艺术领域,随后波及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一种流派繁杂的批判、否定超越现代性的情绪、思潮和理论。其中,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不赞成激进后现代主义的彻底解构“现代性”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立场,企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主张在现代物理学基础上,建立返魅生态整体主义的“后现代生态世界观”。
  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绿色和平运动风起云涌,客观上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运动。1968年,来自10个国家的30多位专家、学者集会罗马,探讨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指出人口、经济、粮食、污染和资源5个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决定因素,其中后3个因素组成的“有限制的系统”与前两个因素组成的“增长的系统”的冲突不可避免,将会造成生态萎缩,因此增长是有极限的。联合国1972年召开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召开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倡议。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发达国家为了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思路。日本于2000年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理论;美国、德国、日本还建立循环经济的立法,从制度上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也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设想。循环经济是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实际上是生态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生态经济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理性经济人”的活动方式,而是“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活动方式,是遵循生态复杂性规律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生态经济系统的循环运行过程。生态经济理解的生产力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是生态理性经济人利用自然生产力,协调自然、经济和社会的能力。生态经济的兴起说明,生态文明并非一个乌托邦,而是由现实经济基础的新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实践过程。
  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
  马克思提出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内在统一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己和谐的理想社会形态。
  第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蕴含着人与自然内在有机统一的生态哲学的思想。与现代理性哲学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成主客体的对立征服关系不同,生态主义把人和自然看作是整体的内在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在自然观上根本超越了现代性的范式,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以人为调控者的内在有机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有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个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人们实践越多,就“愈会重新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自然界与人的生存的内在统一关系前提下,强调自然界对人的现在性地位,认为人要生存,就要解决吃喝住穿问题,就要从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这就有了人和自然发生关系的“生产力”。马克思不是简单地强调人和工具在生产力中的地位,而也重视“自然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它)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马克思在评述重农学派时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他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马克思在考察地租问题时指出:“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经济补偿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这种补偿总是只能起暂时的作用,——所以,尽管技术发展,产品还是不会便宜,只是产品的价格不致上涨得更高而已。”
  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了自然向人生成的“人本学的自然界”的观点,与现代理性主义者从抽象的思维者的主体地位,把自然界看作是“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不同,马克思把自然界看作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充分肯定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调控关系。“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我们对自然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第二,从人和自然内在统一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他们所处的工业化时代,关注生态平衡问题,并揭示了生态破坏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层机制。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危机已初露端倪但没有恶化,马克思注意到了同时代人卡尔·弗拉斯在其著作中具有生态保护观点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推荐给恩格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利用他的思想,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分的中心。”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生态的破坏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从人和自然内在统一的观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其他观点,还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是,“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于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的时候,才是我们的。”
  第三,马克思提出了对人和自然关系进行“合理调节”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时代,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的后果上,大的工业对生态的破坏还不十分明显。马克思在评论德国植物学家弗拉斯《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一书时指出:“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代是有变化的……农民非常喜欢的湿度随着耕作的发展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了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它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具有生态主义的视野。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时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解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它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生态主义的视野来看,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人和自然界之间生态经济的循环关系:首先是对社会的调节前提,社会化大联合的生产制度;第二,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第三,最小消耗、合乎本性是进行合理调节、循环的原则。
  第四,马克思提出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内在统一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己和谐的具有“自然——人道主义”的文化精神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是一个被超越的暂时的历史阶段,取代资本主义的是一个具有自然——人道价值理念的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任何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他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所说的实际上是一种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以及人和自己之间3种和谐关系的生态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
  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战略目标提出,必将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
  站在生态文明的立场揭露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系统的不可调和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必然强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根本对立、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社会形态,其政治合法性除了人民民主的民意合法性、社会的宪法之治的程序合法性这一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以外,主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合法性,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如果把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于生态文明,现实的社会主义可以获得双重合法性。一方面,从肯定意义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合法性上,获得了从人类文明演化意义上的进一步的论证: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新的生态文明的崭新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从否定意义上来看,把社会主义定位于生态文明,站在生态文明的立场揭露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系统的不可调和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必然强化了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作者为山东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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