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神奇物种，不仅形象和习性怪异（俗称四不象、最适于湿地生存），而且与中国历代皇朝有着不解之缘。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戴维在北京南苑做动植物考察，隔墙一瞥，发现这大清的皇家猎苑中竟生存着一种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鹿。经大卫的介绍和科学描述，麋鹿从此蜚声海外、被陆续运到欧洲，比大熊猫出国（1938年）整整早了半个世纪。令大卫难解的是，这种鹿如此稀罕，以至在“南苑”围墙以外的任何地方哪儿都找不到。作为一个“老外”，他怎能知道，这种早以在野外绝迹、却被安全地保存在皇家猎苑里的动物，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长期在园囿条件下生存的大型兽类中的少数物种之一。麋鹿之所以被圈养在皇家猎苑，乃是与皇权、帝位、江山社稷及汉文化中对福禄的期盼密切相关，它们是活生生的自然文化遗产。

　　也许您不信，成语“逐鹿中原”、“鹿死谁手”中的鹿均指麋鹿。[汉书、蒯通传]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记载，战国时，群雄并立、各据一方，并且各具园囿、饲养麋鹿。“郑之有原囿，犹秦之有具囿，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 [左传] ”。齐国不仅有麋鹿，而且齐宣王还定出法律：“杀其麋鹿者如同杀人之罪”。早在殷朝，纣王便在河南朝歌修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与周王战败后，纣王蹬鹿台自焚[逸周书、克殷]。[晋书]中还有“---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的记述。看来，古代的国君很看重麋鹿，从殷墟的甲骨文到周代出土的玉器、从商代的青铜饰物到汉代的瓦当，都出不乏麋鹿的形象，古人甚至用麋角做过占卦的工具。

　　定都于秦陕的秦、汉、唐各代统治者均在国都附近广筑园囿、蓄养麋鹿。据[晋书]：“有王导主之西园，园中果木成林，有鸟兽麋鹿---”[孟子、梁惠王]中有：“孟子见梁惠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呼”。

　　辽、金、元相继定都北京后，仍然每年举行“叫鹿围”；明成祖入京后，在元代猎场“飞放泊”的基础上，辟建南海子猎场，择地建立今日尚存其名的“鹿圈”；清入主中原后，建起了有围墙的皇家猎苑“南苑”，麋鹿始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动物。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皇家饲养麋鹿仅仅是为了打猎取乐、运动健身、杀鹿取肉或获得别的什么经济价值吗？不！这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说，皇家保存麋鹿，乃是世代承袭的崇高皇权的象征。

　　在古代，鹿作为大自然中的初级消费者：食草动物，素以繁殖量大、生命力旺盛著称。在某个一万年前的人类遗址中，出土的麋鹿骨多达179件，家猪骨161块，可见当时麋鹿在先民的食谱中是何等重要。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代，鹿是比较可靠的食物来源，在古人眼里，鹿不仅是可供肉食、服饰和制造工具的原料，更在宗教礼仪中扮演非常角色。雄鹿每年脱去旧角、萌发新角的现象就足以引发人们美好的联想，而且麋鹿脱角的又是在冬尽春来、万物复苏的季节（梅花鹿、马鹿则于夏季脱角），这在靠天吃饭的年月，光裸的土地上草木萌生，同时麋鹿的头上也在萌生新的茸角，这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多么可喜的征兆哇。因此，守望麋角脱而复生这种自然现象，便被统治者视为神圣的、超自然的天意，在先民期待下一个植物年快快到来的崇拜活动中，麋鹿便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据[诗经、灵台]记载，周文王在沣河沿岸修灵囿、筑灵台、蓄麋鹿，“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承天受命”、以行“王狩”，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古代君王在麋鹿旧角脱落、新角滋生之际，都要离开宫廷，到户外守望麋鹿的脱角，进行所谓的“王狩”，取其守时改岁之意。当时，历法尚不成熟，人们必须依赖物候的变化来判定时间、安排生产，所谓“春蒐(sou)、夏苗、秋狝(xian)、冬狩[左传]”。狩猎之“狩”便被赋予至高无上的神秘色彩，观察麋鹿、守时改岁便成为皇家神圣的特权，尽管后来宫廷通过观测星辰变化“受命于天”、而不再依赖物候现象决定农事了，但做为皇权象征的“王狩”、“比鹿喻帝位”始终未变，代代沿袭，甚至不惜为此大动干戈、逐鹿中原“以未知鹿死谁手、谓不知天下谁所得”。这才是历代王朝建园囿、养麋鹿的深层意义。实际上，战国以后统治者已不再靠守望麋角的脱而复生来推算光阴，可是养麋之风却一代一代地延承下来，直至清朝，因为作为皇家特权的象征意义是千古不变的。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以前野生麋鹿尚不罕见，但随着人口增加，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猎杀的压力、尤其是麋鹿赖以生存的湿地极度缩减，例如长江中下游的沼泽（象云梦泽）的消失，麋鹿便在野外逐步绝迹了。难得的是，皇家猎苑中的麋鹿一直香火未断，延至19世纪，这样，才有法国传教士戴维隔墙一瞥的那一幕。作为一个洋人，戴维是幸运的，他竟能亲眼目睹中国历经数千年而未绝的麋鹿的最后一脉，但他永远不会知道，这种动物为何仅存于这座皇家猎苑中，他更不会知道麋鹿与中国的农业文明、与华夏帝王世代相袭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