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从展览馆剧场看戏回来路过西二环金融街,我望着车窗外马路两边闪烁的霓虹灯,还沉浸在刚看过的歌舞中。“瞧瞧,那些彩灯挂在树上,那些树不疼吗?”女儿忽然气愤地大声说,“是谁挂的,让他们身上也挂上彩灯试试,你以为你有生命,树就没有生命了;你以为你知道疼,树木就不知道疼了。”这个7岁的小姑娘进而更加义愤填膺地说,“我要是他的领导,非得让他下台不可。”

    小姑娘是班里的小干部,“下台”一说可能源自老师对于不称职干部的警示。不管怎么说,女儿的话却让我这个一直从事生态宣传的媒体人感到汗颜。在北京,抑或在全国许多大城市,把彩灯挂在树木上,扯在花木上,似乎已成了城市管理者制造街景的时尚。而我们大多数人对此也早已见怪不怪了,以致当我们看到那些被彩灯五花大绑的树木在变幻莫测的灯光炙烤下容颜惨淡的景象,内心也没有一点感觉了。

    孩子心是最柔软的,她充满童真的话反映了人类最本真的童心,想想,来自大自然的人类,在其童年不就是把万物视为自己的同类而备加尊重和爱护吗?

    无独有偶,第二天翻阅最新一期的《读者》,里面转载了范敬宜先生2006年7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要听懂草木的叹息》。文中所述是关于韩国盆栽艺术家成范永请范敬宜帮助呼吁抢救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问题,成范永认为该地区的松树“气色很不好”,断定它们是得了“重病”。“因为树木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健康的树木是会‘笑’的。”而在这里,他“听到了松树在‘叹息’,在‘呼号’,在‘哭泣’,必须马上抢救,否则就会死亡。”

    这些松树之所以得了重病,成范永认为“缠绕在它们身上的那么多彩灯,是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说自己之所以能听到树木的叹息、呼号和哭泣,是因为他把这些树木当作孩子看待,因为“每一个细心的父母都能听懂他们婴儿的哭声——是饿了、病了,还是冷了、热了……”

    我女儿出于童心的直观感受和成范永作为艺术家的人文思考其前提都是把草木当作了“有生命的”来看待,因此他们才会设身处地地同情草木,体察它们的病痛,并为造成它们病痛的人类的不当行为而感到痛心。

    据资料载,天安门地区的油松是新中国国庆10周年时开始栽植的,1999年天安门地区改造后,每年衰死量达10余株到40余株不等,严重影响了天安门地区的整体景观。专家解释衰死的原因有4点,除了土壤、营养等原因外,树上缠绕彩灯也是一大祸害;金融街的绿化开始于2004年,这些绿化树木多是大苗,在别处好端端地生长着,被移栽在这里,本已经不仁,如今还要夜夜经受电灯的炙烤,则更为不义了。

    范敬宜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天安门地区已经开始更新油松,所以范先生说自己的呼吁是“马后炮”;只是让人痛心的是,我女儿发出她愤愤不平的声音的时候,金融街的树木依旧在夜夜经受着彩灯的炙烤;看来,范敬宜先生寄希望他的“马后炮”,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参考作用”,并没有达到,我们实在不知道金融街的树木还要忍受多少年彩灯的炙烤。也许,下次我们看到的报道是:由于某某原因,金融街的树木开始更新……相信,如果不采取措施,这样的报道我们不会等太久!

    再想想,难道只有金融街的草木还在经受灯光的煎熬吗?难道这些为城市里提供新鲜氧气和怡人环境的花草树木仅仅只在忍受灯光的摧残吗?看看那些被当作健身器具的老树吧!看看那些被行人践踏被污水毒死的草坪吧!看看那些被掐了头折了身的花木吧!

    从城市里的管理者来讲,花了大把的银子,费了许多的心血,栽树木,种草坪,植花木,创造了许多绿化奇迹,赢得了阵阵的赞美声,似乎就功成名就了,就可以在政绩簿上加上重重一笔了。许多城市管理者正是把绿化当做政绩而成为炫耀的资本了。

    从公众的角度来讲,恐怕很少有人不喜欢绿色草木,不喜欢优美的生态环境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从内心里真正爱护它们呢,我们是不是把它们当做有生命的东西来对待呢,显然多数人不是。

    所有这些都看出我们对待花草树木的态度,在我们眼里,它们只是一些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对它们为所欲为。

    现代化的城市需要现代化的生态,高质量的生活需要高质量的环境。人和自然的和谐不是唱在嘴上的高调,而需要我们切切实实地付出行动和实践。打造城市的现代化生态,提高百姓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要植树栽花种草大面积地进行绿化。花木要栽,更要管,尤其是要护;栽得及时,管得到位,护得精心,而在栽、管和护上,无论你是城市的管理者也好,是普通的居民也好,首先都要有一颗热爱生命的心,都要把植物当生命来看待,学会倾听它们的叹息,学会体察它们的悲喜,学会维护他们的健康,只有这些树木花草健康成长,城市生态才能持续,人与自然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借范先生的余音,我们再咋呼几声吧:请倾听倾听草木的叹息。

    （中国绿色时报2007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