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处理存在五大误区

　　编者按
　　垃圾围城，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困惑于垃圾处理问题，到底该选择什么工艺？垃圾都能回收利用吗？垃圾场选址困难怎么办？二恶英能不能控制住？在垃圾处理方面，发达国家数十年间遇到的问题，我国在短短几年内集中出现。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我们如何抓住经济振兴计划的机遇，迎接生活垃圾处理的挑战，成为业内关注的重点。为此，本报特邀垃圾处理领域专家、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就我国在垃圾处理方面存在的误区展开对话。
　　对话者:
　　中国环境报记者 姚伊乐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 徐海云

　　误区一:垃圾都是放错位置的资源
　　回答:不是
　　记者:有一句话已经耳熟能详，“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这种观点是否过于偏颇？难道所有垃圾都能回收利用吗？
　　徐海云(以下简称徐):目前，社会上对生活垃圾处理的技术选择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首先是“乌托邦”式的思想。一些人简单地理解“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片面地强调将所有垃圾进行回收利用。但即使日本、德国这些分类收集公认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仍然有大量的混合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如2006年，日本人均焚烧生活垃圾量达到310千克/年，德国人均焚烧生活垃圾量达到210千克/年。
　　现代生活垃圾的构成复杂多样，由于分类收集涉及每一个居民，而且当物品变成垃圾时所处的状态千差万别，因此，分类收集特别是用于直接回收的分类收集只能是相对的和有限的，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分类，“剩余垃圾”这一类都是难以消除的。
　　此外，要关注家庭产生的有毒有害垃圾问题。对于家庭有毒有害垃圾以及电子垃圾等，应由政府建立分类收集系统。这些垃圾并不是每天都产生，但如果不进行分类收集，而混入城市生活垃圾系统，对生活垃圾处理的影响和环境危害都很明显。这需要政府从生产者着手，连接销售和消费者，建立回收网络，采用押金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误区二:垃圾焚烧厂不能建在城区
　　回答:能
　　记者:现在大城市垃圾填埋场选址越来越难，我们究竟怎么看待垃圾焚烧？二恶英的问题到底能不能控制住？
　　徐:大中城市要积极发展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对于许多城市，土地资源非常宝贵，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地选择越来越困难，垃圾填埋处理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焚烧处理会逐步发展成为大中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手段。现在居民主要担心的是“二恶英”问题，美国、德国和日本环境部门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已经不是二恶英的主要排放源。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发达国家生活垃圾处理的发展趋势的解释不符合实际。比如，对于垃圾焚烧厂，有媒体说:“不管日本还是欧美国家都在想办法关停，日本停了2/3，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禁烧令，并提出在2010年实现不向环境中排放这类污染物的口号。‘禁烧风’才是世界主流”。另有一种说法:“德国把焚烧厂边界至居民区距离定为1公里”。实际上日本年焚烧生活垃圾近4000万吨，近30多年来，连续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持续增加；德国生活垃圾焚烧量2006年达到1700万吨，生活垃圾焚烧厂也是持续增加，并还将继续增加；德国的许多生活垃圾焚烧厂都在城区，德国波恩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就建在城市中心区。
　　2007年10月10日，欧盟环境署正式将垃圾焚烧纳入回收利用范畴。欧盟调查发现，填埋比例低、焚烧比例高则回收利用的比例高，反之则低。欧盟27国估计，2007年通过生活垃圾焚烧共获得相当于614.43万吨油当量(即toe，1吨原油的净热值含量，定义为107千卡)，其中发电量合计139.619亿千瓦时。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欧洲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还将继续增加。
　　误区三:垃圾堆肥是个好出路

    回答:未必
　　记者:以前有个观点，我国生活垃圾中有机物含量高，我国又是农业大国，如果把生活垃圾中有机物转变成肥料，即可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您怎么看？
　　徐:正是基于这种简单认识，国内上马了一批生活垃圾堆肥处理项目。几年后，这些项目大多成为一堆废铁或成为摆设。教训是深刻的，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混合垃圾堆肥处理的局限性。
　　10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一些城市在国债资金的支持下，建设了一批生活垃圾处理场，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特别是卫生填埋场建设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其中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生活垃圾处理的技术选择离不开成本因素，一些人总是对所谓生活垃圾处理新技术、新工艺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无论是何种新技术、新工艺，成本过高都难以得到应用。例如，生活垃圾中约有60％是厨余类有机垃圾，因此通过分选，将这部分有机物经过分选进行堆肥处理，也就是德国所谓的机械生物处理。但由于成本高、堆肥质量难以保证，实际产出物往往还是垃圾。这也是前些年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场不能运行的根本原因。
　　我国对生活垃圾处理的各种探索不可谓不多，但能够实事求是总结的不多，缺乏“求真务实”和“知错即改”的氛围。
　　比如，一些垃圾焚烧发电厂变成事实上的“小火电”，却要包装为节能减排的示范工程；一些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根本不能处理垃圾却包装为“生物预处理”。混合的生活垃圾不经过破袋和筛选等机械处理，不可能分离出其中的有机物进行生物处理，何以能够完成生物处理过程？如果垃圾堆在那里也算“生物预处理”，垃圾填埋场都是垃圾“生物预处理厂”了。
　　误区四:城市垃圾热值低，不利于焚烧
　　回答:从源头控制水分
　　记者:垃圾处理中的中国国情，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徐:关键是我们的生活垃圾水分高、热值低。针对城市生活垃圾中水分高、热值低的问题，需要变换思路，把控制生活垃圾水分作为管理目标。水分控制要从源头努力。分析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收集的)成分，最大的组分是水。一方面由于高水分有机物含量高，另一方面是收集系统密闭程度低，使得雨水进入城市生活垃圾。因此，要做好密闭工作，减少雨水进入生活垃圾，同时也应该控制家庭垃圾中的瓜皮、汤水进入城市生活垃圾。德国许多地方规定，其余生活垃圾如果滴水，清运部门可拒绝清运。调查发现，我国鲜瓜果年均人消费量超过60千克，这其中西瓜占有较大比例，瓜皮是构成生活垃圾中水分的重要来源之一。
　　建议推广使用食品垃圾粉碎机(在家庭或小区)。如果仅仅将家庭中高水分的西瓜皮、汤、果皮等垃圾粉碎通过下水道排除，成本低，又不会增大下水道和水处理系统的负荷；同时，辅助密闭化垃圾收集系统，将生活垃圾含水量降低到40％左右是容易实现的。这样一来，生活垃圾热值将大幅度提高，有利于焚烧处理。以北京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600万吨计算，减少20％的水分，至少节约2.4亿元垃圾收运及处理费用。
　　误区五: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大，村镇难以承担
　　回答:有降低成本的空间
　　记者:大中城市面临苦恼，但至少还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但众多的县及县以下村、镇，他们面临的垃圾处理问题也不少，这些地方的垃圾怎么处置？
　　徐:县及县以下村、镇应该重点建设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其重点是人员机构建设，首要目标是对包装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运输和处理，方法是建立类似目前废品收购体系的企业化模式。小规模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和焚烧厂要达到环保要求，成本与技术管理要求高，正常运行难。按照现有的生活垃圾处理标准，生活垃圾需要集中处理，而且合理集中度在50公里(运输距离)以上，但现实中受地方财力的制约，许多地区集中度甚至难以达到20公里。
　　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有限收集、集中处理。村、镇地区往往基础设施条件薄弱，如道路硬化水平低，家庭用燃气普及率低等，生活垃圾中的渣土类无机垃圾含量高，如果不进行分类收集，而将这些垃圾集中长距离运输，显然是不经济、也是不必要的；同样，对于可腐烂的有机垃圾进行长距离集中，同样不经济，也不利于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
　　从现有的实践看，村、镇生活垃圾推行分类收集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大多数村、镇人口密度小，流动性小，大家作息时间基本相同，彼此熟悉，沟通和交流多，只要政府组织引导得当，完全可以搞好分类收集。此外，村、镇附近有足够的农田、林地等需要有机垃圾肥料。
　　当然，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是一项繁琐的、长期的、也需要一定投入的工程，现有的投资体制不利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开展，很多地方热衷于申请动辄几千万元的垃圾处理场工程，对于只需要几百万甚至几十万元就可以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活动，却因缺少资金渠道而缺乏兴趣，甚至有畏难情绪。由于需要集中的生活垃圾量少而分散，分别建立独立的运输系统，将使运输成本明显增加，且不利于专业化维护，因此要按照物流管理，优化运输流程，如建立统一的运输体系，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适应村、镇的支付能力。
　　同时，村、镇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建立，可解决100万人以上的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