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限令因何难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久前出台《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控制管理办法》，规定除医院等特殊单位以及在生产工艺上对室内温度有特定要求的公共建筑外，公共建筑夏季室内温度不得低于26摄氏度，冬季室内温度不得高于20摄氏度。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样的规定一点也不陌生。2007年，国务院就曾在《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草案)》中规定夏季公共建筑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度的规定。而众多民间环保组织也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26度行动”。从6月1日起施行的“限塑令”、奥运期间在北京实行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到如今的“限温令”，这些以节能环保为诉求的限令，在正式发布前都在媒体上得到了充分的宣传，其出发点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极大拥护，但实施效果却有所不同。
　　专家表示，空调温度只要适当就足够，并非越低越好。从生理健康角度来说，26摄氏度让人体基本不会有热的感觉；从节能角度出发，26摄氏度对于空调节电也是一个关键调控点。“限温令”实行一个月来，各地媒体对这一环保限令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调查，但结果并不乐观。一些餐厅、超市、宾馆、银行等公共场所的室内温度仍然被调节到26摄氏度以下，而在福建省泉州市，有家大型商场竟把空调温度设置到16摄氏度，营业员为此不得不穿秋装上班。
　　其实，“限塑令”在实施之后，公众争议和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虽然塑料袋实行了有偿使用，但各超市使用塑料袋的数量并没有想象的少。“限塑令”的初衷是要减轻人们对塑料袋的依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白色污染”。然而，除了大型超市、商场仍然在执行塑料袋收费外，在集贸市场和大街小巷人们仍然随处可见免费超薄塑料袋的身影，而一些超市和摊贩仍然为市民免费提供撕扯型塑料袋，并把这作为一种优惠让利。一些消费者认为，“限塑令”只是把环保责任转嫁给消费者，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多数人的消费习惯。
　　法律法规的权威有赖于法律本身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它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并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益。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做到内在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相互矛盾、冲突。所以，一方面法律本身要立得正、立得高；另一方面，在利益多元化、立法主体多样化的情况下，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对法律法规落实情况进行审查监管的制度，否则，再强势的法规也只能是一纸空文。目前，对于公共场所空调温度违反规定的行为，只能由建设部门督促整改，不能处罚；在“限塑令”里，不仅没有规定商家的责任，反而让商家在出售塑料袋时小赚了一笔，同时，也存在不少监管死角；反倒是“限行令”，因为罚则明确，违反限行规定者将一律被处以100元的罚款，于是很少有人敢以身试法。
　　任何一种政令，要真正实施到位，除了加大宣传力度，使每一处公共场所的相关责任人引起重视之外，必要的处罚也是重要的保障手段，毕竟，空调“限温令”、“限塑令”相较于“限行令”这样的规定来说，已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本应更具强制性。空调低于26摄氏度的场所就应该限期整改，仍不整改的要严厉处罚，虽然不一定要拉闸停电，但至少能采取电费加倍收取等方式。另外，“限温令”也应赏罚有度，政府可以采用经济手段引导“限温”，如对一些办公楼、公共建筑空调的合理电量规定一个定额，定额内实行普通电价，超过定额一定比例实行惩罚性电价。
　　法律法规或政策本身的不完善会直接影响政令效力。而在环保限令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方面，我们有必要向国外取经。据报道，在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所谓的“限塑令”，但顾客在超市购物时每自带一个购物袋，收银员就会在结账时给顾客5美分的优惠；在波兰，一些商店向市民提供需要付费的可反复使用的袋子，当袋子损坏时，可以免费换新袋子使用。我们完全可以效仿这些国家的做法，不仅要有有效的惩罚措施，还要考虑如何建立激励机制。
　　环境保护法的公众参与原则表明，保护环境是公民、法人及一切组织都应尽的义务。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副教授许可祝所说，一部法律或一道政令，应该是正义、公平、平等和正直的体现，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监督与处罚机制。国家制定政策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公平性，还应该把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作为政策制定的根本，这样的政策才能走得远，执行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