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居高不下，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2007年5月之后，CPI突破3%的目标线，并连续上涨，10月份CPI达到6.5%，创下自1997年2月以来的10年来最高点,11月继续高攀到6.9%。经济学界各方人士对此进行了各种分析与解释，从产品结构、成本变化、生产周期到市场需求形势，进行了多方位探索。最后，归根结底都落到了一点，即“需大于供”。但是在拆析时注意力多集中在“供”字上，而对“需”的解读却往往是一言而蔽之。

　　我们应该清楚，反映我国CPI的供需关系的“供”字，其核心应在于对我国的人口形势的认识上。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称，200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22（不计颇有争议的“漏报”人口数2040万）。这个数据是由我国政府向全世界正式公布的官方数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自2000年开始一切与我国人口发展有关的政策、规划、预测等反映政府行为的事件都应该以“200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22”为基准进行。

　　然而总和生育率为1.22这个数据一开始就在人口学界激起了巨大波澜。少数人说这是计生政策的胜利，应予以承认，多数人则认为此数据严重偏左，于是1.2至1.8之间的总和生育率数值如万花筒，众说纷纭，当然，全是假设，无一具有确切证据证明，充其量也仅仅是民间说法而已，权威数据当然非花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莫属。这也正是党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宣布我国已进入“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的依据。也正因为从2000年开始的我国生育水平存在官方与民间的极大差异，所以就出现了以不同生育水平为依据的相差甚远的我国人口发展趋势。下边列出的是用笔者在《蒙特卡罗方法与人口仿真学》中介绍的“人口微观仿真模型”，分别对总和生育率TFR=1.22、1.42、1.62、1.82和2.02四个不同生育水平的10年人口预测结果。

　　
上图是不同总和生育率下中国人口的年度变化图。横坐标是总和生育率，纵坐标是总人口数，起点为12亿。自下到上分别为2001－2010年10年的总人口数。 

　　与TFR=1.22相比，在2007年总和生育率为1.42、1.62、1.82和2.02四种情况下的人口总数分别增加了1.543千万、3.1295千万、4.6942千万和6.2065千万，多于官方公布的TFR为1.22的人口比率分别为1.67％、2.36％、3.54％和4.72％。对于高达6％的CPI，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007年，我国实际人口已达到十三亿八千万。这多出来的六千万受供人口正是产生高居不下的CPI的缘由。所谓"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过10年，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之论调，实属臆想。

　　据《光明观察》2007年12月10日披露，我国近50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大致为：全国解放时为6.14，1970年为5.31，1980年为2.24，1990年为2.17。很奇怪，从1992年就突降到1.22，直到2000年“五普”公布的还是1.22。所以从人们对生育观的改变的慢效应（特别像我国从几千年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看，数千年遗留的“养儿防老”的意识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尽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仍会出现大量超生（特别在农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在2000年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02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从“不同总和生育率下中国人口的年度变化图”上清楚地看到，与较高总和生育率对应的人口总数和较低的总和生育率下的人口总数的差异是与时俱进的，时间愈长，差异愈大。到2007年，相对TFR为2.02的人口数已经超出TFR为1.22的人口数达六千余万。而这六千万人口并未在各级政府的计划统筹之列。这额外的数千万人的生活需求，只好把高达6％的CPI由全国老百姓予以消化和平衡，同时发行高额国债，向企业及高收入居民借贷，用以部分抵充市场调控资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首要任务。这是党中央适时做出的重要决定。近年以来不少地方借“迎奥运”之名，耗巨资大搞“形象”工程，此风应该刹一刹了，可从简的从简，尚未启动的应坚决亮红牌，把有限经费用到能缓解CPI增长的利民工程上。 

　　假定2007年我国GDP总数为25万亿，实际人均GDP约为18030元，若按官方认定的人口数计算，则人均GDP为18882元。由官方提供的数据，每个老百姓可以享受到18882元的GDP，但是实际只享受到18030元，少了800元。这800元的人均GDP亏空只能由与日俱增的CPI上涨来消化。这除了再一次让人们领略了人口的“分母效应”厉害以外，更让人们理解盘清我国人口形势这本大帐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国家和地方各级发改委和财政部门应精简约一万亿元各类“形象”工程或非急需工程，把它们转移到粮食、蔬菜、畜禽等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工程的建设上来，将是我国这一轮高居不下的CPI在一两年内缓解下来的有效途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