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缩国务院部委数量、推行大部制的背景下，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表明了环保的重要性。事实上，环保已经是事关中华民族长远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既然是战略性问题，就必须以战略性眼光审视它，这不仅是环保部的责任，也是所有政府机构、环保组织、学术界和全体国民的责任。从这个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

    立场：主见与被动

    战略最基本的要求是主见，如果胸无定见，总是被动地应付外界的压力，就不可能有战略。

    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气候变暖严重威胁着地球的安全，造成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因素是二氧化碳排放，其根源是化石能源的消费。由此，降低乃至限制碳排放就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也成了欧、美、日各国向中国施加压力的重点，使中国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2007年11月27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向清华大学学生发表演讲时，就公然警告：欧盟可能会对来自碳排放大国的廉价进口产品进行惩罚，以保护那些必须达到严格环境标准的欧盟公司。

    2008年4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以《中国已经成为头号碳污染者》为题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将在下月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污染者”。并警告：未来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如果毫无限制，将抹杀富有国家根据《京都议定书》作出的任何减排努力。BBC称：“这可能是对中国有利的谈判筹码。”

    作为中国的环保战略，对此应有何主见？

    最早注意到温室效应的，是爱尔兰籍英国科学家约翰·廷德尔(1860年)和瑞典化学家阿累尼乌斯(1896年)。这正是欧、美、日大规模推进工商文明并据此向全球大肆扩张的时代。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欧、美、日大肆开采、使用化石能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称霸全球的“主流文明”。中国则成了被不断洗劫、蹂躏的“鱼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流文明”的全球化是当今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

    在“主流文明”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统计数据显示，1953年之前，中国的能源消耗微乎其微，能源消耗真正有点规模是在1980年之后(见图一)。而造成大气变暖的温室气体，主要是欧、美、日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排放、积累的。

    至于1980年以后，2007年出版的《国际能源年鉴2004》提供了自1980年至2004年各国的碳排放量，由此我们可以客观地分析1980年以后，碳排放到底是哪些人群进行的。图二的纵坐标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排放量。由于不同国家人均排放量差异极大，极少数人口的排放量比大多数人口高出一个甚至两个数量级，如果使用常规坐标，根本看不出大多数人口在排放量上的差异，所以这里使用了对数坐标，以表现量级上的差异。图二的横坐标则是累积的人口比例。

    基于全球人均排放量，我们可以设出4条分界线：4倍全球人均排放量、2倍全球人均排放量、全球人均排放量、1/2全球人均排放量，它们将全球人群区分为5组：

    第一组的人均排放量超过了全球人均排放量的4倍，是排放量最高的群体。这个群体中，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顺次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其他的是一些人口很少的国家或地区，诸如直布罗陀、维尔京群岛、阿联酋、卡塔尔等等。这个群体占世界人口的4.60%，却排放了26.71%的二氧化碳。

    第二组的人均排放量在全球人均排放量的4倍到2倍之间。这个群体中，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顺次为：日本、英国、意大利、法国、波兰、韩国、南非、西班牙。这个群体占世界人口的10.26%，却排放了26.05%的二氧化碳。

    以上两组即占到了排放量的59.44%，却只有人口的12.52%，显然，主要是这个群体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他们理应承担绝大多数责任，并须作出最大的努力。

    第三组的人均排放量在全球人均排放量的1倍到2倍之间。其中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顺次为：俄罗斯、德国、伊朗、乌克兰、委内瑞拉、韩国。这个群体占人口的7.68%，排放了12.24%的碳，其排放量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因此应当努力降低自己的排放量。

    第四组的人均排放量低于全球人均排放量，高于全球人均排放量的1/2。其中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顺次为：中国、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阿根廷、泰国、埃及。这个群体占人口的33.31%，只排放了21.29%的碳。其中，中国人口占到20.38%，而排放量仅13.10%。中国人均排放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64.3%，仅比这一组的下限高出28.5%。由此，中国对温室气体负的责任应低于第三组，更应远低于第一、第二组。

    第五组的人均排放量低于全球人均排放量的1/2，他们就更不应承担什么责任了。

    由此可见，对碳排放问题，中国的责任相当有限。责任最大的是创造并领导“主流文明”的欧、美、日各国。然而，事实上，这个问题成了各国间的博弈场，欧、美、日将责任推给中国，极力维护自己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排放量，而它们在世界上颐指气使的地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排放量“秩序”之上的。

    事实上，即使在上述BBC的报道中，也不得不承认：“纵使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制造业经济体系，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5到6倍。”而且，“美国的排放量也继续在增加，纵使已经减慢了许多”。

    领导这项研究的奥夫哈莫博士也说：“但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在努力把人们从贫困中拯救出来，而他们也明显地需要帮助。”“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从西方大幅转移技术和财富。”然而他承认：“这最终不太可能成为现实。”

    由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首要任务是强力敦促欧、美、日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而不是觍着脸对别国说教，要求中国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积弱不振、可以被任意欺凌的状态。至于中国，决不能就范于它们所谓“负责任的国家”这个紧箍咒，决不能被它们制造的舆论氛围搅昏了头，跟着它们的指挥棒转。

    我们当然应该努力降低对能源尤其是对海外能源的依赖，但这是基于对自己发展空间的理性判断，而不应是迎合欧、美、日的“咒语”。

    一些持有“普世价值”观、主张“国际主义”的人士或许会认为，中国应对全人类的集体生存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不必在意别人怎样做。

    如果主流学者对于气候变化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人类就是坐在一艘宇宙飞船上，这艘飞船的生存能力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这种破坏是因为一些强暴者掠夺资源、欺凌弱者的行径造成的，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主流文明”这条道路，并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而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促使的。从洋务运动到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线建设，列强的侵略都是推动工业化的第一动因。“国际主义”的说教本质上是让中国停止发展工业，限制中国发展抵制强暴者的能力，最终让强暴者独占这艘危机四伏的飞船。这是强暴者的战略还是中国的战略？

    我们自己的环保战略，需要建立在对自己问题的清晰认识之上，需要了解问题的症结何在，而不是被别人的聒噪牵着走。这需要学术界、环保人士做艰苦的理性分析工作。那么，在环保问题上，我们理性分析的基础何在？

    基础：接轨与理性

    阅读与环保相关的文献，我们能看到一大堆新术语，诸如：扩展的财富、绿色GDP、生态足迹、生命地球指数、自然资本、X倍跃进(或“革命”)、社会代谢理论、工业生态、物质流核算、物质减量与无重量经济、绿色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殖民主义、环境正义原则、生态伦理、环境社会学、保育帝国主义、我们共同的未来、永续发展、能值分析、生态效率、循环经济、资源环境的核算制度、环境伦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碳循环模型、水资源承载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生物多样性、生态女性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术语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由此可见，我们自己的相关基础研究何其薄弱。

    经济学界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看似“价值中立”的“普遍真理”，背后隐藏着某个强势集团的私利。比如，将经济学归结为“约束条件下的要素最佳配置”问题，其后隐藏的是资本利润极大化——资本拥有者的私利。在现实的社会中，只有强势集团有能力雇佣、操纵学术界，将其私利包装为公理，因此，对这些来自海外的理论、术语，决不能不假思索、盲目地当做客观真理接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绿色GDP”。

    绿色GDP来头颇大，1989年联合国统计署发布《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正式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1997年世界银行推出了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0年和2003年联合国对原有绿色核算体系框架进一步充实完善，推出了绿色核算体系框架和绿色GDP核算的最新版本。

    联合国!世界银行!如此权威的来源让我们的学术界立刻贴了上去，以求“接轨”。

    早在1988年，在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某极有政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就同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同年，某部委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这是绿色GDP的理论基础)，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了计算与分析。

    1995年，某重要研究机构先后在某部委局长基金和联合国支持下进行了“中国90年代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

    1996年到1999年间，某首屈一指的大学应用“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原理，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

    2000年，该大学将SEEA方法应用到中国农村，对农村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

    2000年，北京市某重要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

    2001年，某重要研究机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行了计算与分析。

    200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成立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后又加入发改委和林业局，计划在3~5年的时间里建立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

    然而，2005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就公开质疑：“我们有必要计算‘绿色GDP’吗？”

    尽管如此，2006年还是发布了首份绿色GDP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可是，2007年，就在无锡水污染事件震动全社会之后，7月12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对于当年的绿色GDP报告迟迟不见公布的问题，时任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

    “国际上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此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

    耗费了无数公帑、资源、人力、时间和机会成本的绿色GDP至此搁浅。“接轨”成了“接鬼”!为什么？

    从表面上看，是统计局与环保总局之争，统计局的理由主要是技术性的——统计上无法操作。深入思考，却发现所谓“绿色GDP”在基本原理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核心内容，而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建立在“价格”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的。价格的基础是“交易”，决定价格的是供需平衡，而供需平衡取决于买卖双方当期的实力。任何概念，如果不能与这个基础相容，它就不可能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而绿色GDP要展示的是环境要素对人类的“价值”，以及这价值的损益。

    价值的量化曾长期困扰着经济学家们。自瓦尔拉斯以来，一批经济学家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价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大厦。这个基于价格的理论体系，被当时的学界称为“庸俗经济学”、“教人赚钱的学问”。时过境迁，如今“教人赚钱的学问”成了经济学的主流，而“价值”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正因为基于价格，所以它能度量无价值的“虚拟经济”，却无法度量攸关人类生存的许多“价值”。GDP能度量的，说穿了是商人群体挣钱的整体业绩，而环境要素对人类的价值绝非交易可以度量，它与商人群体挣钱的业绩根本没有亚里士多德要求的“可通约性”。这正是统计局拿它无从下手的根源。这一点连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的潘岳都感受到了，他发现：

    “但我们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呢？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卖掉原木，原木的销售价，即可表现出价格，并可纳入GDP统计。但因为森林砍伐而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是多大呢？再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这些野生的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与流失的水土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确实不知用什么数据来确定它们的价值。”

    潘岳是位历史学博士，不知是否受过经济学训练。但他曾就职于经济日报社、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多少应该具备些经济学基础知识。至于我们那一大堆最权威的学术机构，居然一头扎进去搞了十余年，实在匪夷所思。就因为这术语来自联合国？来自世界银行？

    或许有人会解释：这是政府权威部门布置的任务，甚至会举出重要官员的指示为证。那政府和学术界的职能分工到底在哪里？对基础理论问题，到底谁应该具备判断力，谁应该承担最终责任？将这类责任推给政府，这学术界还是学术界吗？学术探讨必须容忍失败，但这种基本常识、简单逻辑的混乱也应该容忍吗？

    那联合国、世界银行为什么力推绿色GDP？

    “绿色GDP”的本质是将环保纳入GDP 的轨道，其理论基础“扩展的财富”将“财富”的概念扩展到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这个理论源头在经济学家希克斯(1946年)，定型于世界银行(1995年)。银行家的视野中只有资本，当然会用资本的视角来观察自然、人和社会，这才可能以资本逻辑来统辖这一切。这个理论的背后到底是谁的利益，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由此我们看到，没有独立、严谨、无视权威的学术研究，就不可能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所谓战略就不可避免被国内外某些利益集团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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