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全局与局部

    银行家的视野看到了“扩展的财富”，这决定了他们的战略。但中华民族的环保战略应具有怎样的视野？

    观察中国现实的环保行动，涉及领域之宽广，超过了任何一项事业，海洋、江河、湖泊、湿地、土壤、耕地、草原、森林、废水、废渣、废气、噪声、辐射、气象、地震、酸雨、资源破环、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生物安全管理……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在工作，每一个领域都抱怨自己得不到重视、得不到应有的资源和权力。

    事实上，任何时候资源和权力都是不够分配的，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明确达成目标的关键领域和关键任务，据此作出合理的资源配置。那我们环保事业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达成这目标的关键领域和关键任务又是什么？

    去年夏季到舟山开会，当地的环保人士列举了大量实例证实，舟山近年来急速的经济开发导致了大规模、不可逆的环境破坏。在舟山群岛，这样的场景触目皆是。

    当地政府有意将舟山与宁波港合一，打造一个巨型港口，交通部已经同意正式启用“宁波—舟山港”的名称。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委托交通部规划研究院编制了《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依托这个巨型港口，船舶工业、石化工业将有飞速的发展，舟山计划建设成为最大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

    港口与石化工业对国家的工业化必不可少。然而中国只有一个舟山，站在舟山环保的立场，这里绝对不应该搞石化工业。但是站在经济建设的立场，石化工业应该放在哪里？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化学工业企业多建在江河边，松花江污染事故后，这已经成了反思、批评的话题。然而，化学工业企业必须用水，不能污染江河就只好向下游迁移，以减少污染的影响。舟山在入海口，已经是最下游了，还能往哪里迁？事实上，舟山群岛所在海域，已经是我国最脏、污染面积最大的海域了。(见图三)

    另一个选择是干脆不要这些污染型行业，然而这些行业的产品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必不可少，我们这个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度，敢依赖进口吗？如果要求这些行业符合严格的环保标准，这些行业的成本必将大幅上升，它对整个经济系统的整体影响是什么？我们是否作过全面的经济分析？

    可见，环保问题本质上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生态的矛盾，不从全局立场上进行整体分析，就不可能有清晰的认识与理性的选择。在我国，这种矛盾在地理上是如何分布的？这是选择国家的环保战略必要的视角之一。

    观察中国的自然生态，胡焕庸线是一个足以提纲挈领的视角。中国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边界。(见图四)

    胡焕庸线两侧同时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并且还是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而玉米是耐贫瘠作物。中国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

    农牧交错区、江河水源区、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缘、贫困地区，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却被胡焕庸线联系在一起。它提示我们，胡焕庸线两侧，存在一个意义独特的过渡性地带，而这个地带之外，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生态区。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因为人口集中，东南部国土的生态状况显然至关重要，而胡焕庸线两侧的过渡带则对全国生态状况的变化影响极大。

    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国土中，哪里的生态条件最差？历史告诉我们：辽河流域、海河流域和黄河下游是最干旱的地区，而水是决定生态环境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主要煤矿大多分布在这一地区。煤炭占到我国一次能源的70%，于是这一地区钢铁、热电企业高度密集。

    图五则告诉我们，这一地区位于一个巨大的含油气沉积盆地上，是一个油田密集的地区。南堡油田的发现使这个地区的石化工业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相关各省都将其列为自己的发展重点。

    然而这些行业大量耗水、排污，与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自然生态形成尖锐的矛盾。再加上这一地区人口高度密集，其中的京津到黄河下游地带是最大的人口密集区，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就更加尖锐。

    针对这一矛盾，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战略性行动是南水北调工程，其中线、东线都是直接针对这一地区的。(见图六)

    然而，东线水质污染极为严重，自2003年治理至今，据2008年4月《中国南水北调周刊》披露：

    “据对东线工程黄河以南段输水干线水质进行的水质监测表明，3月有8个断面达到《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水质目标，达标率为30.8%，较上月下降3.8个百分点。”

    即仍有70%的断面水质不达标。主要超标项目是总氮、化学需氧量。其中总氮的超标率为83.3%，化学需氧量的超标率为46.2%。

    按规划，东线工程最终要调水130亿立方米过黄河，而中线工程平均可调水量是141.4亿立方米，两者共计271.4亿立方米。这样的调水量能否解决问题？笔者曾在《海河流域水之忧》(《科学时报》2007年7月9日)中分析过：即使规划中的调水量得以实现，水质也都合格，再谨慎地假设海河流域的经济不再发展，用水量不再增加，已经造成的广泛污染且不去治理，现有年均52.16亿吨的排污水平也不变化，只是简单地用12倍清水来稀释它，以保证环境污染不进一步恶化。数据显示，仅污水稀释用量就超过了供应量。年均缺水高达491.97亿立方米，差额为供应量的92.1%。这意味着局面会持续恶化，这个地区最终会毁于污染。

    况且，是否有足量的水可调尚有疑问。规划每年要从汉江上游的丹江口水库调出146亿立方米的水。而汉江在丹江口水库处的平均年流量为381亿立方米，调水量占平均年流量的38%。由于丰枯变化，在枯水年流量可能降到调水量的水平，而越是旱季越需要调水，就是说100%的水量都需要调出。在这种情况下，汉江河流生态系统必然面临死亡，汉江下游百姓如何生存？

    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就在《浅议南水北调的几个前提性问题》一文中指出：

    “现在的各种南水北调方案，宏观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源与节流的关系均缺乏研究，经济因素也考虑很少。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可见战略研究在这个领域之薄弱。作为国家的环保战略，它绝不仅仅是技术与工程层面的问题，胸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陆地、300万平方公里海域和庞大的社会经济系统，这是全局战略性思考的基本前提。

    纵深：现实与前景

    有了足够广阔的视野，是否就能保证合理的战略？未必!

    举个例子，节约能源肯定是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它既关系到有限资源的可持续使用问题，又关系到环境污染问题，还关系到碳排放问题。然而仅有目标还不足以称为“战略”。战略必须回答达到目标的动力、手段、路径。那节能的动力何在？

    事关节能的有两类角色：能源供应企业与能源用户。

    追逐利润是企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对能源供应企业而言，在缺能时期寻求扩大产能，在能源富裕时期大力开展营销，面对竞争时力争做大做强以期形成垄断，这是标准的“理性经济人”行为。“有水快流”，追逐当期利润，是它们“融化在血液中”的本能。

    事实上，在1998~2000年间，由于经济偏冷，供电能力出现了暂短的富裕。按国家电力部门负责人的说法，1999年上半年，中国平均电力富余达到10%。从国家能源战略的角度，本应利用这一时机调整能源结构，维修老旧落后的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社会看到的是：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电力消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1999]2189号)，各地电力部门应声而起，纷纷发布政策，鼓励电空调、电采暖、电锅炉，对高电耗用户实施价格鼓励。仅笔者发现的这类文件就分布在21个省市，几乎遍布全国。而在2004年开始发生电荒后，各能源垄断企业则纷纷大上电厂，更四处“跑马圈水”。

    在这样的战略选择下，我们对那些污染环境、消耗能源的行业，如钢铁、电解铝等实施出口退税政策。这等于用我们紧张的能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为发达国家生产它们需要而不愿意生产的东西。直到2005年，由于全国严重缺电，国务院才发布了《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严格限制高耗能的电解铝产业及其上游铝矾土矿开采。直到2007年3月，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政府已经决定取消大部分(还不是全部)钢铁类产品的出口退税。

    上世纪70年代，西方从能源危机中学到了一个经验：能源用户是节能的原动力。只要给用户充分的选择可能性和现实的技术手段，经济利益会引导用户选择节能的手段与途径。由此引发了以能源用户为核心的节能机制，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由需求侧管理、分布式能源、能源服务公司、合同能源管理等方面组成。正如能源网CEO韩晓平指出：

    “需求侧管理是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自觉自愿的，独立自主的、以节能为市场、以科学用能技术为支撑、以服务为手段、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

    而这种行为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是：打破能源供应的垄断，真正将选择权还给用户。而我们的能源垄断企业却将“需求侧管理”的口号接过去，转化为供应方控制需求方的工具。

    对能源供应企业而言，节能与其利润极大化目标相左。地位决定立场，垄断性的能源供应企业既有动力、又有能力，为实现利润极大化而控制能源需求方，操控国家政策。可见，能源供应企业的垄断地位是节能的最大障碍，当然也是环保的重大障碍。不从这类角度着手，节能与环保就不过是口号、祈求、表演而已，谈不上所谓战略。

    即使上述层面的问题得到关注，我们的环保战略不再局限于技术与工程层面，而是深入到经济机制领域，我们的战略依然可能是短视的。

    从全球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当今的主流文明不过发展了二三百年，而它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强度已经令生态圈无法承受。如果我们以“接轨”的心态追逐这个主流文明，那保护环境的可操作空间是非常小的，其作用充其量是小修小补。

    2006年，当时的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发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这表明潘岳从“文明”的角度思考环境问题。此文用社会主义作为生态文明的定语，表明潘岳心目中的“生态文明”并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那样，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而是整个的社会形态。这无疑是真正的战略性思考。

    从战略性思考到实实在在的战略，有漫长的道路和艰巨的工作。当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就是历史之鉴。前人详细研究了主流文明的弊端、导致主流文明无法维持的根本矛盾、新文明的基本特征、推动新文明的力量何在、新文明取代主流文明的可能路径……无数学者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相互质疑、争论之中，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事业依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以至许多人认为，现今的主流文明就是“历史的终结”。可见探索一种全新的文明是何其艰难。

    然而，如果没有对“生态文明”的探索，如果这种探索不是严肃的、广泛的、深入的、无禁区的，我们从根本上将无法应对环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生态文明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的环保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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