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常天乐认识还是在2009年某次绿色和平组织的食物讲座上，彼时她是一个名叫“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的美国公益组织的驻中国代表，同是住在北京的上海人，相互客气地寒暄几句就道别了。再见到是2011年的3月，她告诉我，她正在组织一个“北京农夫市集”，简单说就是组织一些小农户到城里直接卖给人菜，这让我很感兴趣。因为在美国和欧洲，我也逛过一些农夫市集，这是种令人身心愉悦的假日活动。

　　但第一、第二次的市集并不算太成功，农户们在方家胡同支起几个小摊儿，路过的大爷大妈首先疑惑这是不是无证摊贩，之后问了价钱，全都摇着头走了。稀稀拉拉来光顾的是一群客居在北京城里的时髦老外，这令常天乐有点沮丧：“我不希望来买菜的都是老外，我更希望农夫市集的消费者主体是本地人。”

　　1979年出生的常天乐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专业，之后在美国新校大学攻读国际事务专业硕士。她对农夫市集的感情来源于在纽约留学期间，常常跟同学一起去联合广场的农夫市集吃喝散步。“当时觉得在市集上逛的人都特别高兴，而那些摆摊卖东西的农民也跟印象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很不一样，第一次感觉到，做农民也可以是个非常体面的生计方式。农夫市集更多像是一个农民展示自己作业方式的平台，让你觉得，当农民也是份很不错的工作。”常天乐说，纽约这个农夫市集给她留下的另一大印象是农产品很贵，当时自己作为穷学生是买不起的，反而是那些现场制作的小吃又便宜又美味，所以当时她在农夫市集上的消费基本就是，每次一杯饮料，一个现做的三明治。“这是我在纽约最美好的购物体验。”

　　毕业后，有一份工作找到了常天乐，是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的驻中国代表。“这是我与农业的缘分。”常天乐说，“是那位所长亲自找到了我，并推荐我看了一本名叫《Stuffed and Starved》的书(中文译名为《粮食战争》，拉吉帕特尔著)。从书名便知，这本书讲的是世界粮食分配不均衡问题，有10亿人过胖，另外10亿人食不果腹。所长给我看这本书的意图是，食物是扶贫很好的切入点，而我在美国读书期间，本来也对“三农”问题比较关注，这让我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个工作。”

　　搬家到北京，开始在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上班的常天乐一开始工作非常积极，她跑了十几个省，与各地农民交流，但不久，她便感受到了国际机构在国内工作受到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她无法永远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用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仅做点评述的工作。“说简单点就是这种工作让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跟农民聊聊天，然后写点不痛不痒的报告，这一点都不符合我的性格。”

　　这时候，常天乐遇到了日本人绘美和加拿大人迈克尔(Michael)，他们是一对艺术家情侣，正在北京做农夫市集活动。这唤起了常天乐关于农夫市集的美好回忆，她毫不犹豫加入进去，三人携手办了第一、第二次农夫市集，但零星的老外客流让常天乐迅速发现了问题：“绘美和迈克尔让北京农夫市集有了很好的架构，可以请到一些产品质量不错的农户，但普通的中国消费者还是太少了。既然是北京农夫市集，就该有更多本地居民来买菜。”

　　绘美和迈克尔所设计的北京农夫市集，跟所有国外的农夫市集一样，是“新农夫运动”的产物。所谓的“新农夫运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运动到了七八十年代的一个细小分支的延伸，在庞大的工业化农业体系下，依然有一群活跃的小农户不屈不挠坚守着他们高成本的田园生活，与机械化程度已非常高的主流农业对抗。一些在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且从未有过农耕生活经历的年轻人回归到乡下去务农，他们自然不可能扭转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但一部分未踏上主流的濒临破产的小型农场却在他们的努力下起死回生，以一种特殊的经营方式扭亏为盈。更重要的是，这让一群有相同价值观的人找到了他们可以一直继续下去的惬意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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