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文章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CDC实验室连曝安全漏洞 生物安全之弦松不得
作者:赵广立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7/25 14:58:47  文章录入:ahaoxie  责任编辑:ahaoxie

郭刚制图

■本报见习记者 赵广立

连日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属的生物实验室接连曝出安全漏洞,禽流感、炭疽、天花等病毒可能外泄的风险,挑动着人们对生物安全关注的神经。

美国疾控中心7月8日说,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政府机构实验室的储藏室中发现了可能是上世纪50年代遗忘在那里的天花病毒样本。这一发现令人吃惊,因为自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消灭天花后,人们以为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两个高防护实验室里还存有天花病毒。

这是近一个月来,美国卫生机构实验室第二次曝出问题。6月20日美国疾控中心表示,该中心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实验室没有遵守既有的安全措施以妥善灭活炭疽杆菌样本,导致84人可能无意中接触到炭疽杆菌。

7月16日,美实验室安全问题再曝新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指出,本月初惊现天花病毒的实验室的冷藏室,不仅有遗忘60年之久的天花病毒,还有同样被遗忘几十年的登革热病毒等多种生物制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当天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美国联邦政府实验室存在系统性安全问题。

“给我们敲响警钟”

“我认为美国CDC此次实验室漏洞明显是安全责任问题。我相信美国有相关条例规范实验室安全,就是管理上的疏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实验室存放的病毒,在搬家的时候才发现,明显属于实验记录不全,他们在实验室存放天花病毒,却遭到遗漏,这属于管理问题。

目前,该系列事件正在美国发酵,其国会正着手举行听证会。

“我们对美国实验室的安全事件高度关注,我们要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高福在中国疾控中心分管生物安全,认为美国实验室的安全事件也给我国敲响了实验室安全的警钟,“我们正在开会讨论,要布局生物安全自查自纠,对已发生的安全事故要引以为戒,以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不能等它出现才重视。”

高福告诉记者,其实我们的教训并不远,2003年肆虐中国的SARS过后,第二年中国CDC下属的实验室就出现过一次严重的SARS泄漏事件。

“生物安全的弦要时刻紧绷,不能松懈。”高福表态说,这就要求我们的实验室人员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做事,提高安全意识,要对可能产生的恶果有充分的认识,做好充分的应急预案。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非常重视生物实验室安全问题,早在1983年就出版了《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将传染性微生物根据其致病能力和传染的危险程度等划分为四类;将生物实验室根据其设备和技术条件等划分为四级;其相应的操作程序也划分为四级,并对四类微生物可操作的相应级别的实验室及程序进行了规定。

我国在生物安全方面也制定过一些相应的条例和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233-2002)《微生物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中对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进行了规定。

高福告诉记者,由于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我国对实验室安全级别的划分与WHO的划分正好相反(即我国的第四类与WHO的一级等同),但意义一致。

按照划分,在普通实验室就可以开展对一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研究,而二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研究要在经过认证的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来做;三级生物实验室(P3)是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研究的实验室,其中移动式P3实验室是针对突发事件和应对生物战、生物恐怖等特殊用途设计的,设备高度集成,制造难度大;四级生物实验室(P4)是世界上生物安全防护水平最高、也是最危险的实验室,俗称“魔鬼实验室”,目前世界上只有美、俄、日、欧等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拥有。

“任何国家的四级病原微生物都是指,这个国家没有的、国外发现而且有可能会危及该国家安全的病原微生物,它们就必须指定高度受控的实验室进行研究。”高福告诉记者,我国的P4实验室正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建设(湖北武汉BSL-4病毒实验室)。

另据高福介绍,不同的安全级别实验室,除了研究对象有所区别之外,对应的实验室废弃物垃圾处理程序,包括建筑物的安全级别、实验人员资格等也有显著的区别。

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态度

“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中国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谈及发生在美国实验室的安全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微生物学家赵国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不能简单地从这件事上否定总体上的系统安全,“没有绝对的安全,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就不把安全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放在一个领导者或者负责人每天的工作中,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海恩法则是在航空界关于飞行安全的法则,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法则强调两点:一是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

赵国屏指出,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常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挂在嘴边,这就是态度问题,“一些安全问题有可能是在发生了之后才发现,但也有可能在它发生之前就能及时发现——防患于未然是可能的,就在于态度(是不是端正),你把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还是第几位。”他认为,在领导位置上,要尽一切力量保障不出现遗漏的安全问题。

赵国屏说,安全问题的出现一部分是由于规范存在漏洞,还有一部分是人为原因,调查发现如果是规范上的问题,就要去修改规范;如果发现是人为问题,就要去改善人为方面的事情,“所以发现问题,既说明有问题,又是取得进步、革新的机会”。

此外,赵国屏还建议媒体不要对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过度解读。“(天花病毒泄漏事件)媒体喜欢用‘惊现’‘惊爆’这样的字眼,我的看法是,生物安全方面的事情人们已有多年积累,规范性也日臻完善,但这里面仍会出现一些遗漏、疏忽和错误,也是正常的现象。”

他举例说:“软件做得再周密,经常还会有‘bug’,几乎每个月都需要打‘补丁’;汽车工业发展了这么多年,汽车性能越来越好,但不断还会被召回;疫苗做到合格率再高,几千万人次接种使用的时候,也会出现异常反应。”赵国屏说,这其中道理就是,人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会考虑到安全问题,但是一旦样本很大,参与的人很多,牵涉面很广以后,难免会出现一些安全问题,从事物的本质上来讲,小概率事件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如果有(哪有不湿鞋)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个‘bug’。”

[1] [2]  下一页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