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甘肃徽县群体铅中毒事件，目前得到了较好的处理。环保和医疗专家相继抵达徽县，污染源基本查清，几家冶炼厂被关闭，血铅超标的村民及儿童都得到医疗救治。对于一个群体性的环境卫生事件，这样的处置速度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得益于新闻媒体的监督，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各级政府对环保和卫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但在这起铅中毒事件中，当地群众表现出的三个“不相信”，值得我们反省，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所谓三个“不相信”，是指徽县当地村民不相信省市两级派出的医疗专家，不相信当地政府，“连甘肃的记者都不相信”。专家组在采集血样的过程中，遭到部分村民的“围攻和谩骂”；记者到当地采访时，村民看到车辆非甘肃牌照号才接受采访；徽县一位干部更是感叹说，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低，“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地群众的三个“不信任”，不排除因健康受到损害而导致的情绪化因素，但这显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媒体在调查中发现，徽县铅污染问题曾经多次被隐瞒。污染严重的新寺村曾经发生过“死黄豆事件”，全村1600亩黄豆几乎死了一大半，但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西安某医院“意外”查出第一例徽县儿童血铅超标之后，徽县当地医院给村民做检查时，化验结果仍然是“一切正常”。而当多名村民被西京医院查出血铅超标，要求关闭污染企业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该企业手续齐全，每年都有环保部门的合格认证，“所谓环境污染也不存在”。当然，更不难理解，最先将徽县铅中毒事件公之于众的，也不是当地的新闻媒体。

　　铅污染现象一再暴露，群众的身体健康已经受到了切实的威胁，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却一再搪塞敷衍，他们当然不可能赢得群众的信任。群众的不信任，恰恰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产生矛盾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倾向于发展这个“硬道理”。在污染现象还没有暴露的时候，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也会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会保护毒工厂。就算群众闹了起来，地方政府也多半会息事宁人，而不会下大力气解决污染问题。只有当严重的污染事件被捅了出去，他们才会想起科学的发展观，才会雷厉风行起来，该关闭的关闭，该处理的处理，该赔偿的赔偿。如此被动和消极的环保策略，不仅不可能建设环境友好型的经济与社会，也不可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更不能做到防微杜渐、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污染问题。被动与消极的环保策略，还加大了环保的社会总成本，因为等到事情闹大了才解决，往往只能亡羊补牢，徽县数百名血铅超标的群众眼巴巴地等着政府给个说法，就是最好不过的例子。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突出矛盾。当官员政绩与环境保护出现对立的时候，当企业利润与群众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站稳立场、承担职责、取信于民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引导和唤起企业的责任意识，只有诚信的政府才能建设诚信的社会。如果像甘肃徽县那样，群众对什么都不信任，其后果将不仅仅是血铅的超标，还有可能引发猜疑与怨恨的超标，从而导致精神和政治层面的污染。

　　甘肃徽县铅污染是一个标本，揭示出西部地区在发展经济时可能遭遇的种种问题。在反思西部环保战略的现实困境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政府在落实环保政策时的诚信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