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中旬，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能源、安全与气候”议题展开公开辩论。在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安理会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显示了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然而，安理会并非是讨论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合适平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呈现经济化、制度化、政治化的趋势。所谓经济化，既包括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减缓气候变化所需的经济成本，更表现为排放贸易、清洁发展机制等市场机制的应用带来的国际碳市场的迅速发展。所谓制度化，是指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国际气候制度陆续形成。当前，决定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后京都谈判”正处于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各国都在为“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发挥各自的影响力。所谓政治化，表现为国际气候问题谈判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重塑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有可能引发资源短缺、生态移民、社会压力增加等问题，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认真对待。因此，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化、制度化、政治化趋势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重要。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应由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负责。但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升温，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在这一背景下，安理会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讨论，提高国际社会对未来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安全威胁的认识，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因此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联合国安理会关注的主要议题，则是使这一问题过度政治化的表现。

    首先，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都有权参与谈判。而安理会是仅有５个常任理事国、１０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协商机制，代表性容易遭到联合国会员国的质疑。其次，气候变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长期努力的方向。即使各国暂时在具体行动方面存在利益分歧，采取强制性“环境干预”等措施，如对不履行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制裁行动等政治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三，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而且需要综合运用技术、资金、市场、法律等多方面的机制，安理会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

    因此，尽管“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艰难而漫长，气候公约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主战场”的地位仍不可动摇。任何联合国框架外的多边机制，如世界经济论坛、八国集团会议、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都只能起补充作用。（陈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