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自即日起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停止这些地区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直到他们对所存在环境问题的整改达到要求为止。

　　“区域限批”是2005年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首次明确的一种环境行政处罚权力。此次对四大流域上述市、县、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是环保总局自今年年初对唐山市、大唐国际等地区和企业实施“区域限批”以来，第二次动用这项不寻常的处罚权，也是自2005年以来环保总局掀起的“第四次环保风暴”。用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话说，区域限批“是现有法律政策框架中环保总局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再狠一些的我们没有了。”他坦言，自己对这“最后一招”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并不乐观。

　　一般说来，越是重要的权力越不能轻易使用，最致命的“杀手锏”总是要等到最危险的时候才出手。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环保总局两次动用手中最大限度的行政处罚权，无疑足以表明，当前环境污染和环境违法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非同一般的地步，单靠“哪里有污染，哪里就搞整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式的传统治理手段已经远远不够了。

　　显而易见，中国现行环保工作机制首先遭遇的一大障碍是，很多地方仍然未能走出“唯GDP发展观”的误区，未能从根本上摆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与那些缺乏社会责任而单纯追求暴利的企业一拍即合，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大干快上煤电、化工和钢铁等重化工项目，并为这些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提供权力保护。人们都看得很清楚，在唯GDP发展观的背后，不只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执政思路或工作观念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仕途问题。所以，要遏制环境污染恶化的态度，必须改变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将“环保政绩”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必须让地方官员和企业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受益者。

　　改变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是要解决如何让地方官员为环境保护承担责任的问题，是要解决“官”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还应当大力拓宽公众参与环保的渠道，解决公众如何充分行使自己的环境权利的问题，切实解决“民”的问题。前不久，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赴安徽蚌埠鲍家沟检查企业违法排污问题，一群当地百姓跪在检查组官员面前，表示已经对当地政府的治污工作失去信心，请求检查组督促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百姓跪求治污”的凄惨场景，突出地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严重失职，反映了公众在环保问题上对地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有多严重，公众环保参与渠道的阻塞就有多严重。

　　然而，环保总局的检查组不可能每天都来检查，老百姓的“跪求”不可能总是有效，要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最终还得依靠公众自己。为此，必须加快完善地方民主选举，扩大基层民主自治，强化公众的话语权、谈判权和监督权，加大公众、人大、司法机关等权力主体对政府部门的制约制衡力度，形成良性的地方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使老百姓的意愿和声音对地方官员构成足够大的压力，促使后者认真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在这个环节上，“民”和“官”的问题实现了统一，但解决“民”的问题是更基础的工作，解决好了“民”的问题，可以推动“官”的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区域限批是环保总局的“最后一招”，“跪求中央”也是老百姓的“最后一招”，眼见这两个“最后一招”都不容乐观，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就这样向环境保护工作机制的改革，并进而向国家的综合社会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